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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第三章 明清時期海防上的馬祖 |
| 作者：網管 ( 發表時間：2016-06-07 閱讀人次：11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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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明清時期海防上的馬祖
馬祖列島在明清和清初均曾被視為孤懸外海的島嶼，然又是所謂福州海防的要地，明初為了防倭，清初為了圍堵明鄭，除墟地遷民之外，亦有一定的海防舉措，唯時過境遷，防務又趨向鬆弛，馬祖海域時上演官兵追海盜的戲碼。
第一節、馬祖列島與明清海防
明洪武4 年（1371），明廷以張國珍及張士誠餘黨逃竄島嶼間，甚至勾串倭人為寇，而朱元璋「素厭日本詭譎，絕其貢使」，[註103]為此明廷自洪武5 年（1372）開始在浙江和福建沿海造舟防倭，此外，朱元璋並採劉基之言，仿唐朝府兵制在全國各地設立衛所，「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註104]鐵桶江山固若金湯是帝國的渴望，為此洪武20 年（1387）前後明廷又在東南沿海佈下一系列的衛、所城寨和烽堠，包括竿塘在內的島嶼之遷民墟地大約發生在這一段時間。
嘉靖年間因倭患最烈，明朝重新整頓東南海疆的海上防務，明末曹學佺《海防志》云：
閩有海防，以禦倭也。國初，設衛所。沿海地方，自福寧至清漳南北浙、粵之界，為衛凡五、為所凡十有四；仍於要害之處立墩臺斥堠，守以軍餘、督以弁職，傳報警息：凡以防倭於陸。又於外洋，設立寨、遊。寨之初設有三：烽火、南日、浯嶼；續增小埕、銅山為五。寨領以把總，用武科會舉及世勳高等題請陞授，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謂之「欽依」。遊之初設亦有三：海壇、元鐘、浯銅；續增湄洲、崳山為五。領以把總，由撫院差委或指揮及聽用材官，謂之「名色」：凡以防倭於海。時值春、秋二汛，駕樓船，備島警；總鎮大帥亦視師海上，按期駐節：經制周矣。南澳一遊間於閩、粵，亦以欽依總之。頃題海壇、元鐘改授欽總，以重事權；且移浯嶼一寨專守石湖，固泉門戶。尋以浯銅係漳要區，亦須體例題改；復設臺山、礵山、湄洲、五虎、鴻江、澎湖等遊。甚至料羅、東湧、大小甘山，亦設遠哨。實欲其緩急攸資、互為應援，瀚海無波，則盡力以守；戈船下瀨，則合力以攻；毋泥區區汛地也。[註105]
閩地防衛體系，閩東及閩東北地區有福州左、右、中衛以及福寧（霞浦）、鎮東（福清）等衛，福寧衛下轄定海千戶所（連江縣東北）及大金千戶所（霞浦縣東南），鎮東衛則轄有萬安千戶所（福清縣東南）和梅花千戶所（長樂縣東北）。[註106]駐防衛所的軍隊稱為「正兵」，主要任務在控禦陸地；哨守在外，專司海上防務的水寨、墩澳則有「遊兵」，另相地於險要之處設把截寨、捍寨，或如東湧之設遠哨。至於水寨分別有小埕和烽火門，除此之外，另輔以專司緝捕盜匪和盤詰奸偽的巡檢，這些巡檢司均配有弓兵，[註107]明代福州府附近就有閩安鎮、北茭、五虎門（官母嶼）、焦山等十餘個巡檢司。[註108]
如前所述，明代為禦倭而於福建建置海防，而馬祖諸島位於福州外海，在海防上是所謂福州要地，謝杰《虔臺倭纂》〈萬里海圖〉即云：
福州要地曰牛頭門、羅漢洋、萬安所、牛頭、觀音澳、海壇近福清縣；白犬山、松下、梅花所、磁澳、南茭、東沙，近長樂縣。五虎門、閩安鎮、下竿塘、小埕近閩縣連江；上竿塘、定海所、馬鼻、下目嶼、北茭、濂澳門近連江羅源縣；東湧、西洋、柘洋、白馬、崙山、七星、臺山、官澳鎮、下門俱近福寧州。設有小埕把總，海壇遊兵、名色把總、烽火把總各守之，而聽節度於北路參將, 鎮守總兵則住鎮東衛，居中調度二路，無所不繞者也。[註109]
閩東及閩東北地區諸多衛、所、寨、司之中，與馬祖列島關係較為密切者當屬小埕水寨（位在連江縣筱埕鎮），曹學佺即謂「蛤沙、北茭俱有城，與定海所相為唇齒，而小埕寨在所城前，去上下竿塘半潮水耳。定海今設水標游擊或參將銜一員鎮守，小埕則歲擇指揮領之。」[註110]明代在福建設立的五個水寨在景泰年間（1449-1456）廢除，至嘉靖晚期因福建巡撫譚綸之請，再度恢復五寨舊法，[註111]當中「小埕寨，水寨也，在連江定海所前，為省會門戶，白犬山、竿塘山、東湧山、東洛、西洛為最要地。」[註112]嘉靖末年任福建巡海副使的卜大同亦謂「上竿塘、下竿塘．．．梅花港、磁澳、松下是為小埕要害．．．於此而嚴守之，斯賊不敢侵軼矣。」[註113]按明朝編制，水寨由欽依把總領軍，其中小埕水寨配船隻四十六艘，須定期與烽火門與南日兩寨會哨，當時下目、白犬、竿塘、白犬、東湧、西洋等島外島均是小埕水寨的汛地，另磁澳島「設防船十二隻，以備東沙白犬外洋之盜。」[註114]質言之，嘉靖朝的上下竿塘、東沙、白犬及東湧在明代海防上，無論是備倭或防盜，均與小埕水寨有密切的關連。
萬曆末期，倭患趨緩，然海賊不止，而馬祖因位省城外海，攸關福州之防衛，故仍是汛守要地，萬曆年間閩人董應舉謂：
省城門戶，以閩安鎮南出之琅琦門、東出之五虎雙龜門為兩喙，以梅花、定海為兩臂，以松下之東西洛、礵山之西洋為兩關，以海壇、臺山為兩遊；近之東沙、竿塘，遠之東甲、東湧，皆我汛地：此其大勢也。舊時兵船盛設，汛地有船，故賊不敢泊，而福海無事。今各寨無船，汛地皆棄以予賊矣。賊自南來，必徑海壇，上東西洛，出則浮東湧；而北入，即上磁澳、東沙、竿塘，乘便掠北茭、黃崎、小埕而窺內地。賊北歸，必自臺山抵西洋，擾我福海。今欲禦賊，必禦之遊；否則，禦之關；又否則，固吾兩臂；又否則，營吾兩喙。兩喙致力，則省城高枕；兩關致力，則內海安堵：此又事勢之必然也。[註115]
明代之海防不可謂不嚴密，為何倭寇和海盜還是不絕如縷？除了軍務廢弛之外，這當與明代軍隊未習海上風濤，因而無法與履大海如平地的汪洋大盜相抗衡有關，如董應舉謂：「水兵伎倆真偽，只看使船。自五虎門抵定海掠海而過，能行走自如，其技十五；掠竿塘、橫山而目不瞬者，技十八。乘風而直抵東湧之外洋望雞籠、淡水島嶼如指諸掌者，惟老漁能之。」[註116]按董應舉之說法，明朝水兵只要從五虎門乘船航行到竿塘、橫山（亮島）而「目不瞬」者就已經是八十分了，而航行至可以看到雞籠、淡水幾已不可能，這般不耐海上巔簸的水軍要在大海掠捕海盜恐得大費周章一番，除此以外，董應舉亦謂「福海往時五虎、小埕寨遊出汛，率至東湧、東沙、竿塘，南則東西洛，皆有兵船來往守之，故賊不得長住；今止泊海邊，明以汛地予賊矣」。有此可見嘉靖萬曆之間，明朝還派有兵船汛守東湧、東沙和竿塘各島，大約到萬曆末年，兵船始停泊海上而未登岸駐守。
迨明季日本德川幕府鎖國，倭寇頓減，及明清之際，除了西人在閩浙粵叩關要求互市之外，鄭成功父子則據守金廈臺澎，福建海氛嚴峻，清廷因而在福建部署重兵，康熙元年（1662）清朝以明鄭降將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福建乃成為清朝水師重鎮之所在，時水師提督駐節廈門，鄰近馬祖列島的海壇和福寧均設水師鎮。[註117]而控扼閩江門戶的閩安鎮原來亦設水師鎮守備，至康熙27 年（1688）清廷改定水師營制，派了一個參將駐劄，乃改稱閩安水師協，聽水師提督和海壇鎮總兵的節制。[註118]有清一代的閩安協取代明朝小埕水寨成為閩東水師重地，曾任浙江水師提督的陳倫烱即謂：「閩之海，內自沙埕、南鎮、烽火、三沙、斗米、北茭、定海、五虎而至閩安，外自南關、大崳、小崳、閭山、芙蓉、北竿塘、南竿塘、東永而至白犬，為福寧、福州外護左翼之籓籬；南自長樂之梅花、鎮東、萬安為右臂，外自磁澳而至草嶼，中隔石牌洋，外環海壇大島。閩安雖為閩省水口咽喉，海壇實為閩省右翼之扼要也。」[註119]
清朝水師每年定期會哨，北竿塘是海壇和福寧二鎮會哨之處，[註120]白犬附近則為水師侯風開駕的洋面，「長樂之東獅、白犬外外洋毘連，所有泛海諸船，皆按節候風訊，分別內外拋泊。」秋冬兩季船隻都在磁澳、苦嶼門寄椗，「如當春、夏時候，多係東南風訊，各船若自北洋駕赴南洋，亦當寄椗東獅、白犬各洋面，再行開駕。故磁澳、東獅等處，實為南北之咽喉。」[註121]在防務上，「自白犬而上，則竿塘、定海、黃崎、北茭、羅湖，俱為閩安鎮所轄洋汛，皆有停泊避風、接濟水米之處。」[註122]依正常規定，水師將弁須按月排班出洋巡行包括馬祖諸島在內的各洋汛。
閩安協下轄左右兩營，白犬、竿塘屬左營汛守，左營除了游擊，守備等官佐，配有步戰兵八百一十六名及戰船十四隻，這些兵弁當中「輪防外洋南竿塘，兼轄白犬東沙及出洋分巡遊擊一員，兵二百一十名，戰船四隻，撥守南北竿塘二處煙墩瞭望共兵六名。」閩安協左營四艘戰船中，其中一艘防守竿塘汛，[註123]康熙23 年（1684）清朝平定臺灣之前，閩粵沿海地區因遷民立界而遍造墩臺（烽火臺），各設防兵或五名、或十名、或二十名不等，平臺後才裁併不甚重要地區之防兵，同治《重纂福建通志》亦載南北竿塘為衝要海汛，均設煙墩瞭望，[註124]是故推測從康熙到道光年間，南北竿塘煙墩均派有駐兵瞭望，而白犬和東沙亦因位居要衝，除了水師汛守，陸上另有綠營分防，雍正時長福營右營駐長樂，「白犬、東沙，衝要海汛，屬長福營右軍分防。」[註125]唯長福營右軍是否派兵駐在島上則無從得知。
清初水師或操控戰船的柁師、火長率多出自漳泉濱海地區，這些航海專家並不樂意為官府所僱用，明朝萬曆34 年（1606）持節使琉的夏子陽即云：「篙工、舵師，『舊錄』皆用漳人，蓋其涉險多而風濤慣，．．唯此輩多樂於商船，而不樂於隨封，蓋商船募資厚而獲利倍，官府則僅僅工食銀六兩餘耳。況一經籍名，數年不得出海，既苦守侯之艱，而官船帶貨有限，且又禁其貿易，不免折資之怨。此精良者，所以匿不肯應；即官府嚴拘之，亦徒得其贗耳。」[註126]清朝初年情況大概相去不遠。
清兵騎馬入關，本無水軍，故最初水師官佐率多來自招降納叛，所謂靠海吃海，清代不少水師兵弁乘南來北往之便夾帶營商，如雍正2 年（1724）金門鎮總兵謝希賢被參了一本，其人被認為「於福建水師諸員中係二等熟練者，亦算諳習水師之人，但居官操守不好，料理營伍平常，伊有自備哨船三隻，此等船隻皆影射營船奉差，夾帶臺灣偷渡之人，今年伊亦借買運米石到金門接濟兵民，其實十停止有有一二停載到金門糶買，餘者俱載到價貴之處賣利自私，又常遣營船四隻託名出哨在沿海一帶裝載貨物做生意，又好管地方上詞訟徇庇兵丁。」[註127]雍正帝殊批：「謝希賢到京後朕審觀其人，若猶堪勛勉，加以教誨，令其旋任；如係下愚之流，則更選別員前來更替，但水師將官大都品行卑鄙，皆勇而無恥，他省人又不諳水師職任，所以甚難爾。」[註128]位高權重的總兵如此，要其他兵弁不上行下效恐怕不甚容易，水師官兵汲汲於營商，這當是海氛不靖的原因之一。
同治、光緒年間的自強運動，清廷在福州創辦海軍船廠、軍械制造局等，福州亦為近代中國海軍養成基地之一，有關福州外海之防，時人有謂「東永當長樂之臂，較白大〔犬〕、東沙諸島為要。」其說法雖不脫傳統官僚語氣，唯同光海氛，馬祖列島確仍是福建海防之要衝，例如同治13 年（1874）日本入侵臺灣牡丹社，當時「馬祖澳及白犬洋面已有日本鐵甲船、木輪船在彼遊弋。」[註129]清廷揆日本軍艦遊戈馬祖列島，意在示威恫喝。
再如光緒10 年（1884）中法戰爭，當年六月間法國兵艦即駐泊閩江口，「外又有鐵甲三號阻截白犬、黃〔東？〕沙入閩之路」，[註130]至八月初法國海軍司令官孤拔（Amedee Courbet, 1827-1885）砲擊基隆為劉銘傳所拒，時清廷以主戰派的張佩綸主持福建海防，南洋大臣曾國荃因不滿張佩綸一味主戰，因此當總理衙門令曾國荃派艦前往福建援助時，曾國荃在光緒10 年6 月22 日（西元1884 年8 月12 日）電總理衙謂：「閩欲南、北洋撥船往援基隆，查南洋兵船無一可禦鐵甲者。且白犬、東沙要路，均有法之鐵艦阻截，若派往援，行至中途，必被搶去；不特無益，且恐貽誤吳淞大局。荃萬萬不敢造次。」[註131]
在中法戰爭期間，經常有法國船艦停泊馬祖澳，同時在馬祖澳等侯補給，如光緒10年(1884)「復經邵道於七月二十七日文內以英商『塞加納胡思禮』輪船於十三日運煤出口，查得此項煤斤已在閩口外馬祖澳卸與法國兵船，照請嚴行究辦等語。」此外，清軍亦曾派南洋兵輪前往福建，唯「馬祖澳法船來去無定，務令格外穩慎，確探前路，乘隙赴閩；但能遙作聲勢，自可牽制法船，以鬆臺圍。欽此」[註132]
是年8 月23 日孤拔襲擊船廠炮臺，福建艦隊覆沒，如前所述，清末的馬祖列島仍是福建海防要地。
第二節、馬祖海域的官兵與海盜
明太祖在洪武7 年（1374）詔罷泉州、明州和廣州之市舶司，並禁沿海人民私通海外諸國。[註133]禁令雖嚴，然對於以海為田的沿海居民而言，非通洋無以助食，因而干禁出洋者為數甚夥，況且販海之利百倍於陸上，《籌海圖編》即云：「愚聞漳泉人運貨至省城，海行者每百斤腳價銀不過三分，陸行者則價增二十倍，覓利甚難，其所產魚鹽比浙又賤，益肩挑度嶺，無從發賣故也，故漳泉強梁狡猾之徒，貨貲通番，愈遏愈熾，不可勝防。」[註134]永樂時雖重開閩浙粵三市舶司，然為了防倭又屢申海禁，沿海居民復因此而失業，由於無業於是違禁從事海上走私，又因為走私而墜為海盜活動，甚至與倭寇相結或冒倭寇之名行劫，而明廷雖曾局部開放海禁，允許取得執照者出洋，然緣於海上活動有利可圖，要禁絕無照者出洋洵非易事，明朝實際上無法禁絕海上貿易或走私活動，於是形成「片板不許下海，艨艟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的景像。故有謂嘉靖萬曆年間雖有禁洋之名，而無禁洋之實，[註135]因此閩江外海的馬祖依然是海商或海賊出入交接之場所，如《明經世文篇．王司馬奏疏》條陳海防事宜即云：「嚴會哨以靖海氛：臣訪得番徒、海寇往來行劫，須乘風候。南風汛，則由廣而閩、而浙、而直達江洋；北風汛，則由浙而閩、而廣、而或趨番國。在廣，則東莞、涵頭、浪北、麻蟻嶼以至潮州之南澳；在閩，則走馬溪、古雷、大擔、舊浯嶼、海門、浯州、金門、崇武、湄州、舊南日、海壇、慈澳、官塘、白犬、北茭、三沙、呂磕、崳山、官澳」。[註136]
明朝嘉靖32 年（1554）到嘉靖42 年（1564）之間為福建倭禍最烈之時期，俞大猷、戚繼光皆是在此一期間成就其事功，與俞、戚齊名的譚綸在嘉靖41年（1562）任福建巡撫時銳意於整頓軍備，譚綸上任之初即奏請恢復明初閩海設置水寨之舊制，其恢復水寨之舉後來果然奏效，當嘉靖42 年（1563）戚繼光在寧德橫嶼大破倭寇時，福州兵備道副使汪道昆亦在同年5 月26 日〔1563 年6 月16 日〕於東湧外洋捕獲盜賊黃怡等四船，明軍戰船並衝沉倭寇船四隻，一舉擒獲真倭二十七名，斬獲首級二十顆，另有「小埕把總傅應嘉見得竿塘海洋係賊船南下之衝，分定哨官張楠、李勝蛟，千戶許瀚專領兵船一枝在彼防載。」這些官佐曾在白犬外洋與倭船二十隻發生遭遇戰，明軍擊沈八艘倭船，並生擒真倭三十五名，[註137]1560 年代，明朝為了防堵倭寇已派有戰船在竿塘洋面巡守。
嘉靖以後倭患趨緩，但馬祖列島附近洋面仍有零星倭蹤，如萬曆8 年（1580）《明史》記載倭寇侵犯浙江韭山和福建澎湖、東湧。[註138]萬曆45 年（1617）沈有容在東沙摛倭，其中「撈活倭二名，斬首。今經倭目譯驗：一名張表，倭名安福門，原泉州人，投倭充為火長者也；一名王應龍，倭名雙在門，原漳州人，投倭充為柁工者也。」[註139]從前述譚綸擒獲所謂「真倭」觀之，殆可想像倭寇當中有不少是「假倭」。
萬曆45 年（1617）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李凌雲於東沙大捷後，諭倭寇以「所經浙境，乃天朝之首藩也。迤南而為臺山、為礵山、為東湧、為烏坵、為彭湖，皆我閩門庭之內，豈容汝涉一跡！」[註140]李凌雲的口氣雖不免官樣文章，但倭寇之患也確實減少，唯海賊卻一直無法戢止，所以董應舉才喟然而嘆曰：「海政壞極矣！姑勿論漳、泉，即福海往時五虎、小埕寨遊出汛，率至東湧、東沙、竿塘，南則東西洛，皆有兵船來往守之，故賊不得長住；今止泊海邊，明以汛地予賊矣。往時賊劫船止在海洋，少有登岸者。」[註141]但晚後的海賊則登堂入室，例如天啟5 年6 月27 日（1625 年7月30 日），海賊船隻三十餘艘突襲小埕水寨，明軍在與海賊交鋒時受傷和被擄者數十人，時水寨把總李應龍聞訊後即率六兵船出海追賊，因值天時昏黑，賊船且戰且走，當李應龍追至竿塘大洋時，為賊眾三十餘船圍住，李應龍所率官船六隻、軍器一百五十餘件以及火藥旗幟等，悉被海盜燒廢無存，哨兵一百二十一名則被焚溺而死，連李應龍都被海盜擄走，後海賊知李應龍係朝廷欽依把總，才將之送到竿塘山上放生，一直到7 月初一日（1625 年8 月3 日）李應龍才從海上招到漁船渡歸定海所。[註142]
天啟以後，鄭芝龍等人崛起海上，天啟六年（1626）春，鄭芝龍襲擊漳浦，並泊金門、廈門樹旗招兵，旬月之間，從者數千，所在勒富民助餉，謂之「報水」。[註143]及崇禎元年（1628），鄭芝龍接受明朝的招安，海上大盜搖身成為明朝的海上遊擊，而鄭芝龍「自就撫後，海舟非鄭氏旗號不能往來；每舟例入三千金，歲入以千萬計，富擬於國。自築城安平，海梢直逼，臥內可逕達海。守城兵餉皆自給，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註144]之後鄭芝龍舉著官方大旗，陸續擊潰其他海上大盜李魁奇、鍾斌等人，至崇禎4 年（1631）僅劉香還在與鄭芝龍週旋。
劉香部眾飄忽出沒於浙閩粵沿海，並數度與佔領臺灣的荷蘭東印公司合作，包括馬祖附近海域皆是其出沒之地。崇禎6 年（1633）6 月，劉香駕船三百餘艘自連江定海所直抵長樂梅花澳，大掠內港並焚燒屋舍，由於居民群集抵禦，劉香轉到閩縣猴嶼村大肆擄掠；崇禎7 年（1634）劉香大夥船隊侵犯松下澳，殺人放火，居民逃竄，致當地三日絕煙，[註145]明朝官員形容劉香「真天地幻生之魑魅，人世未有之窮奇，令當事者深抱扼腕，圖滅此以朝食也。」[註146]崇禎8 年4 月28 日（1635 年6月12），明軍曾在白犬尾攻擊劉香部眾，未有結果，同年6 月13 日（1635 年7 月26 日），明朝舟師星羅列隊於竿塘、白犬、海壇等島之外海，準備伏擊劉香，6 月15 日（1635 年7 月28 日）劉香部眾聚集於竿塘，明軍「海壇遊把總李應祥督率，犁賊二十餘船，沉之大海，斬級二百餘顆，奪獲刀銃器械一百餘件賊眾敗。」[註147]稍後，劉香及其主力才在廣東洋面為鄭芝龍所擊滅。
鄭芝龍擊敗劉香後號令東南沿海，但明朝仍無法根除小股海賊，當時福州府地區諸如福清之海口、長樂之松下均為海賊之淵藪，琅崎和省城河口等地也有不少所謂的內外奸徒出海打劫，形成福郡海口「處處有賊，皆線索相通。無知細民溺於厚利，或冒死接濟。自後雖屢加芟夷，而旋滅旋生，終不能絕。海民重被其禍，歲無寧日，以迄於明亡。」[註148]位於閩江外海的馬祖列島當自無法倖免海盜的劫掠，及清初，遭打劫的船隻不限於海商，如清康熙12 年（1673）琉球貢船至竿塘外洋時，即被海船十餘隻圍攻，適遇閩安鎮左營兵船出五虎門巡哨時才解圍。[註149]
明清之際，南明一度據守閩安鎮，順治15 年（1658）及十六年鄭成功兩度率舟師北伐，清廷為了封鎖鄭成功，乃於順治18 年（1661）頒布遷界令，規定福建、浙江、廣東近海處各移內地三十里，要求令下即日內徙，清初馬祖與沿海島嶼居民之內徙應在此時，直到康熙4 年（1665）時因遷界造成死傷枕藉，才稍弛遷界令。康熙17 年（1678）鄭經乘三藩之亂屯船黃岐半島的定海灣，當年8 月27 日（1678 年10 月12 日）閩安副將田萬侯率清朝水師與明鄭水軍曾在官塘洋面激戰，最後鄭軍敗績。[註150]康熙22 年（1683）清朝平定臺灣，方許沿海遷民歸復田里，次年清朝也漸次開放海禁，惟外洋島嶼仍然嚴禁民人移居及搭寮採捕，[註151]當時的馬祖仍屬外洋禁山之列。
雍正朝即有沿海貧民潛往島嶼謀生，另有一些所謂不逞之徒則下海為盜，閩浙交界小島包括四礵、竿塘等山，皆是匪船潛藏之所，雍正13 年（1735）閩浙總督郝玉麟及福建巡撫盧焯曾令各屬查報依山瀕海曠土，圖設法佈置開墾，其後閩縣查報之下竿塘，連江縣查報之上竿塘，以及長樂縣查報之樂獅、白犬等島嶼，都因各島孤立洋中，唯恐奸民聚集生事，朝廷未許開墾之請。[註152]
乾隆初年即有「閩督奏土豪陳池玉開墾竿塘事。」[註153]約在乾隆9 年（1744）時，因福州、福寧二府士紳之請，福建巡撫周學建以閩省沿海貧民生計維艱為由，奏請開墾包括上、下竿塘、東獅、白畎等在內的沿海島嶼，希望朝廷准許殷實士民前往開辟，[註154]唯朝廷派員查勘後，發現與事實有所出入，乾隆12 年（1747）7 月，時任福州將軍的新柱（滿洲鑲藍旗人，姓富察）即題奏云：
前任撫臣周學健據福州神〔福〕寧二府紳士呈請開墾上下竿塘各島一案，現在督撫委員丈勘，臣聞筸〔竿〕塘等十島僅丈得水旱田三十三頃，與原報萬一千六百畝之數太懸殊，良由認墾者駕詞聳聽，意不在山而在海。海洋之利，名色種種，如白水者可採捕魚鮮，海島左右水深處也網地者，水淺處張網以待潮湧魚至，潮落而取也，魚滬則就山腳巉石開鑿成圈，潮來魚入，潮去魚留所也。紫菜磹乃山腳下燒取紫菜地也，此皆海利大者，向無專主，沿海貧民輸納漁課於各島附近分收其利，與其使紳衿富戶壟斷，不若仍公諸貧民，俾資衣食。[註155]
時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及福建巡撫陳大受覆奏，其奏言一如新柱，福州和福寧二府士紳明為開墾，實則企圖獨佔竿塘漁利之事遂寢。引文中謂「魚滬則就山腳巉石開鑿成圈，潮來魚入，潮去魚留所也」，「魚滬」有訛為「魚扈」者，這是竿塘早期漁民捕魚方式之一，本文前述及之地名「竹戶澳」，亦稱「竹扈澳」，「竹扈澳」之得名料係與築滬捕魚有關，至晚後所稱南竿塘的「滬澳」當是「竹扈澳」之略稱，後來「滬澳」又寫成同音的「福澳」或「福沃」，其情況殆一如竿塘別書為干唐、關潼等。
如前所述，乾隆初年馬祖海域的漁產已然相當富饒，前去捕魚採集海產的漁民當不在少數，官方為防盜匪潛蹤其間，雖禁民人前往，唯閩省「各縣海口島嶼，離縣窵遠，雖有汛兵防守，稽察難週。至如外洋島嶼孤懸，四面環海，更難查察。從前因奸民在彼搭寮窩置，曾經勒碑永遠示禁。
按季出具並無客留印結，彙送咨部。近來舟師懈弛，並不巡邏驅逐，印結亦屬具文。」[註156]由於官方查緝不周，因此乾隆以後的馬祖諸島不單有漁民前往搭寮掛網，且定居者當不在少數，《福建省例》即言：
閩縣五虎門外之南竿塘、滬澳、媽祖澳、竿塘尖，連江縣之上中竿塘、八使、下目、津沙、牛角、芹角各澳、進嶼門、東洛、西洋山、長岐、馬鞍嶼、霞浦縣屬之馬砌．．．東湧等處，奸漁搭蓋寮屋，插樁掛網，在所不免。現據連江鄉耆倪邦棟等呈控，是其明證。並聞竟有在彼長年居住，聚集人眾，開園種山，不聽驅逐者。將來必為逋逃之藪，不可不及早驅除。仰該管文武各官，刻速飛赴各禁島，將寮網拆毀，奸民驅逐，遵照前定章程，取具各澳甲等切實甘結，加具印結，按季申送。倘不實力辦理，將該管文武員弁，照例參處。[註157]
插樁掛網和圍築石滬捕漁或採集紫菜，大致是早期馬祖島上先民之生活情狀，其中一部份當是暫時棲止，寢漸於有長年居住島上並開園種山者，而官方要在海上逐島稽查本就不易，又恐遽令定居者遷徙反而驅之為盜，由於漁戶出洋採捕，暫棲海島無法概行禁絕，因此只能消極的聽其居住，[註158]然一直到嘉慶年間「竿塘本是外洋禁山，人跡罕到。」[註159]稽查不易加上人跡罕到，這種地方反倒成為海上不逞之徒樂於潛蹤之所在，其著者為嘉慶年間橫行東南沿海的「艇匪」蔡牽其人。
乾隆季年安南內戰，有阮光纘者為籌餉乃招納海上亡命之徒，時粵東土盜鳳尾、水澳兩幫附之，彼等成為清廷官方所稱的「艇匪」，乾隆59 年（1794），安南「夷艇」開始結夥進犯閩浙，及嘉慶5 年（1800）夏，鳳尾幫百餘艘船隻在浙江洋面遇颶風，為浙江定海鎮總兵李長庚所破，同年海壇鎮總兵孫大剛亦曾「戰竿塘，禽李車；戰白犬洋，禽林秋秋。」[註160]及是年年底因安南內亂平，艇匪頓失根據地，其在閩者乃為海盜蔡牽所併，蔡牽因此成為擁有船艇百餘艘的汪洋大盜，另一部份夷艇則投入朱濆一股，彼輩乘風潮往來沿海各地，行蹤飄忽於浙、閩、粵、臺洋面十餘年。
馬祖列島一如其他閩浙海島，都有蔡牽或其同夥之蹤跡，如嘉慶8 年（1803）時掛閩浙水師提督印的李長庚一度在白犬洋攻擊蔡牽船隊，雖生擒蔡部眾許老等三十餘人，[註161]唯仍無法殲滅其主力。嘉慶11 年（1806）上半，蔡牽遊戈於竿塘，李長庚亦於當年五月間駐船竿塘，準備俟機圍剿，至十二月閩浙總督阿林保奏稱前因「訪聞外洋竿塘山內芹角地方，有蔡逆匪夥私搭寮廠，製辦火藥、食米、篷索之事，密派員弁、兵勇，帶領線目，潛往勦洗。」[註162]清兵在線民引導下逮捕到陳隴、黃霞等十九名人犯，各犯供稱因竿塘係外洋禁山，人跡罕到，所以蔡牽乃遣其同夥大目金在竿塘芹角私搭寮廠，並赴各處蒐購硝磺以運回製造火藥，此外並零星收購米糧囤積，並製辦船隻所需篷索，同時亦向漁戶收取規錢。[註163]北竿的芹角當是蔡牽海上諸多補給站之一。
嘉靖12 年（1807）李長庚在雞籠洋擊敗朱濆，其間朱濆一度潛匿於東湧外洋，[註164]嘉靖13 年年底，李長庚在黑水洋與蔡牽交鋒時陣亡，繼之者為王得祿及邱良功其人，一直到嘉慶14 年（1809）8 月，王、邱二人在浙江魚山洋面合擊蔡牽，蔡因彈盡援絕乃自裂其舟沈於海，而朱濆餘眾也在朱濆被殺後投降，前後橫行東南沿海十四年的艇匪才就殲，而北竿的芹角，如同淡水、台南等地，因蔡牽其人而成為官兵捉強盜的場域，最後因戰蔡牽而功成名就者就屬金門人邱良功和嘉義人王得祿。
結語
閩江口外的馬祖列島，是明清時期傳統下西洋及中琉封舟貢舶往返必經之地，此外馬祖諸島是所謂福州半港或省城藩離，不僅是海上舟人下針辨位的目標，也是進入福州前等侯潮水或避風的洋面，從傳統農業社會觀之，馬祖的自然條件並不利於開園種山，相對而言，因不利農墾而致人跡罕到，又因人跡罕到反而成為規避官府查緝的海商或乘風搏浪之徒樂蹈的場域，一直到清朝初年馬祖列島依然是所謂的孤山斷嶼，但緣於其海上的位置，乃在大帆船航行的年代留下一些令人遙想當年過往千帆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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