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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第一章 民間信仰 |
| 作者：網管 ( 發表時間：2016-06-14 閱讀人次：78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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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間信仰
本縣各島與對岸福州轄下的連江、長樂二縣市，一衣帶水，自古即為鄰近居民的漁場，從漢、晉二朝起即留下人們活動的蹤跡。
先民在各島澳口落戶定居後，開始從內地引進民間信仰，首先於民宅內設置神龕，後來在岸邊建構小廟，漁收豐盛、生計發達後，加以擴增或重建，逐漸形成了今日的信仰風貌。
第一節、初期信仰軌跡
福建曾為閩越族聚居之地，閩越人擅於操舟，以蛇、蛙等為圖騰崇拜，由於其首領無諸助劉邦建立漢朝，漢初得以立國，至漢武帝時因內鬥與叛亂，招致滅國，部分遺民逃至海上，成為「蜑民」。
本縣位於閩都福州的出海口，又處在浙南至粵東的航道要衝，古來海上活動活躍頻繁，在閩東地區稱蜑民為「曲蹄」（馬祖地區常作「科蹄」）、白水郎，今日馬祖南竿的科蹄澳，以及東莒的科蹄灣相傳往昔均有蜑民群集停泊。
東莒蔡園裡遺址所出土的陶瓷片，經考古學者謝明良、栗建安鑑定年代出自唐末五代至宋元時期福建古窯址。南宋《三山志》記載：「上下竿塘、大小亭山、桑崳、關嶺、蛤沙、北筊鎮，俱在現東北海中。」上、下竿塘為南、北竿島的舊稱，當時已載入史冊。元代，福州設萬戶府，派重兵戍守，一時海疆綏靖。南竿鐵板澳的大王宮仍保留「林酉才喜捨中統鈔二十貫」的建廟石碑，由於捐款所費不貲，見證了元朝以後馬祖列島因漁業豐產，聚落呈現一片榮景。
明朝建立後，太祖朱元璋為防張士誠餘黨，實施海禁，詔令「片板不得下海」，《八閩通志》記載上竿塘的竹扈、湖尾等六澳，下竿塘白沙、鏡、塍等七澳，「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防倭故，盡徙其民附城以居。」，居民悉數遷回內地，海上活動中斷，民間的信仰行事也暫告休止。
明代中後期朝廷管制措施呈現弛禁下，因利之所趨，人民又恢復私下駐島漁耕，在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明朝將領沈有容在東沙（今東莒）生擒倭寇的史料中，記載「有倭賊約二百餘人，搬在本山嬭宮搭寮樓住」；「嬭宮」泛指供奉福州地方女性神祇的廟宇（如臨水嬭、七星嬭等等），可見島上又恢復漁事活動及信仰行為。大埔石刻為沈有容的擒倭紀功之處，據筆者調查今日其所在地的老頭大王廟神龕供奉一尊「天妃娘娘」，媽祖在明代被稱為「天妃」，故擒倭史料中的「嬭宮」一詞，尚需更多史料印證。
清順治18年（1661年），清廷為封鎖沿海居民資助臺灣明鄭政權，派欽差大臣蘇納海赴福建頒布遷界令「離海三十里村社田宅皆焚棄」，居民舉家內撤，列島發展再受重創。所謂「濱海數千里，無復人煙」，在慘烈的毀村滅跡之下，經濟活動終止，推測馬祖各島群村曾經存有的信仰行為也因此受到重創。
康熙22年（1683）清朝平定臺灣，杜臻在《粵閩巡視紀略》中提到東湧（今東引）「澳內水深五十餘托，東山有大王宮」，文中指的「東山」即是東引島，大王宮應是現今的東引南澳至中柱港一帶的白馬尊王廟。
時至乾隆初年，《福建省例》也記載當時已有不少人民私下不顧朝廷禁令與制約，前來本縣各島捕魚採集、搭寮掛網及開山種田；目前橋仔的玄天上帝廟內尚存留著乾隆6年（1741年）籤詩板，二者均顯示了島上逐漸恢復生機，民間信仰活動也必然重新萌發。大約同期，《文淵閣四庫全書‧ 福建通志》圖版內也在南竿塘標註「媽祖廟」、「媽祖澳」，媽祖澳應指的是當今南竿的馬祖村，媽祖廟自然所指島上西側的天后宮。
另外，大陸學者楊國楨《閩在海中》引道教〈安船酌錢科〉鈔本，列出清道光年間以前，往來西洋、東洋、下南、北上四條航路上須供奉各港灣廟宇之名；每當航行當地時，船主應在海上獻祭或上岸膜拜，其中的神祇就提到白犬和關潼 （即竿塘）二處地方的土地神是朝拜的對象。馬祖地區除東莒福德宮土地神坐廟內正神龕主祀之外，其他均為協祀神祇，雖無較明顯證據指出鈔本中此二位土地神坐落何村何廟，卻也間接顯示了馬祖周邊海域的信仰活絡與頻繁。
第二節、繁盛（清代）時期信仰內涵
清代的馬祖海域是福州外圍濱海地區如長樂潭頭、梅花，連江曉澳、黃岐、壺江及琅岐等漁戶經年累月在外作業討生活之處，漁民在各澳口泊憩或暫居，每逢漁獲滿載，便將船駛入閩江口，進省城福州等地做漁貨買賣生意。漁家第一代經常往返馬祖及原鄉，第二代偶而回鄉，第三代後索性就在島上長住下來。本縣村澳移民自清代中晚期脈絡已漸趨明朗，主要宗族組成獲得確立，來源以福建長樂轄下鄉鎮為大宗，有潭頭的文石陳姓、嶺南陳姓、曹朱曹姓、厚福林姓、沙堤林姓、文庄劉姓，鶴上的陳姓與白眉王姓，金峰的仙橋李姓，以及連江的曉澳邱姓，平潭的吳姓，琅岐陳姓等為代表。
各聚落民間信仰方面，在居住當地已有立廟之者，居民多承襲往例，加以崇敬膜拜，若該村澳初始尚未建祀立廟，則採原鄉分香、分身的方式，將船上供奉的香火，或返回祖籍地請出的鄉土神，先於聚落民宅內設一神龕，或擇於岸邊立一小廟信奉祭祀，等待往後漁收豐盛、生計發達後加以擴增或重建；經過生計提升與時間累積，逐漸形成了今日的信仰風貌。
在移民過程中，各聚落的居民組成多半為漁民，生產、溫飽與安居為主要的生活考量，致使早期馬祖文化內涵受限，文風不盛，能見證歷史與文化的相關紀念物更顯不足，而廟內所保留的祭祀文物也成為了見證當地開發、歷史變遷最直接、具體有力的物件。現存的部分廟宇中，因係屬早期在聚落內相對寬敞、較具規模的建物，於是除其信仰祭拜功能外，在部分聚落歷史發展過程中，擔負地方文教的主要推展場所，充當私塾、學堂之地。
清道光中期起，播遷本縣各聚落的移民潮儼然形成，歷經半世紀，至光緒年間到達最高峰。見諸廟內的直接證物有清道光乙未（十五）年（1835年）北竿白沙平水尊王廟鐵製香爐，道光庚子（二十）年（1840年）北竿橋仔五靈公廟斧形鐘板；特別是清道光乙巳（25）年（1845年）這一年，在幾處廟內現存三項文物：橋仔白馬大王與東莒大埔白馬尊王廟二座石製香爐，以及南竿津沙天后宮重建碑記；南竿的鐵板迄今尚存有同治己巳（八）年（1869年）威武將軍鐵製香爐，北竿芹壁天后宮則有同治癸酉（12）年（1873年）公建捐款碑；另外包含南竿夫人村白馬大王廟光緒戊子（14）年石香爐（1888年），光緒十九年（1888年）津沙天后宮建捐款碑等文物。
從縣境各村落廟宇目前所存留文物，不難發現往昔信仰行事伴隨聚落中生根、茁壯的軌跡。
第三節、信仰脈絡與人民活動
本縣各聚落內廟宇，多臨海而建，立於灣澳兩側岸邊，以保佑村民出海平安。一般所謂的「地頭神」廟宇附近會掘有水井，以供漁船取水使用，廟宇儀典空間為聚落的生活中心，也是村民聚會的重要場所；因此不論先期既存的海濱廟宇，或原設置於宗族民宅內的神壇，再轉型成為全聚落的信仰重鎮，均與聚落發展軌跡緊密相扣、不可分割。透過史料蒐集、分析，聚落展歷程回顧，以及主要姓氏家族史訪談，可大致推溯村澳信仰形成的年代。
在大陸壺江島上有一座乾隆34年（1769年）的石碑，提及在竿塘等地實施海禁的政令。現今南竿福澳白馬尊王廟內重修碑文顯示，清末由「梅花縣」人和「合江縣」（按：壺江之誤）人合資興建；據悉明清時期，連江壺江人、長樂梅花人在海上合抗倭患與海盜，慣以舅、甥相稱，壺江島上現有一座〈壺梅傳統友誼紀績碑〉記載：「清康熙乙已（1665年），兩江漁眾，開發馬祖漁場。梅花定位於「福澳」，壺江擇地於「山壟」。共搞定置漁業。」足見此乃為福澳廟內立碑之時，因資料受限與查證不足，造成了錯誤（將壺江寫成「合江」）；經過多方史料分析比對，相關疑義已獲得釐清，該廟乃是梅花鎮與壺江島二處漁民早先結盟經營馬祖漁場所協力共建的。
據東莒福正村耆老鄭城官指出，道光初年其曾祖父鄭隆旺從長樂縣金峰鳳山老家駕舟來此，幾經往返後，決意選在當地正對海灣的「澳正」區段定居下來，到海邊挑石築牆、興建居所，靠討海為生來繁衍人丁，後來又歸返原鄉，將六里遠的鐃鈸境「白馬忠懿王宮」香火越海迎來供奉（大約道光10年），以求庇佑。伴隨著漁人口中靈驗事跡頻頻應驗傳說，當海上捕撈獲益穩定，民家生活衣食日漸豐足，為答謝神明助佑護航，清末時選在「澳井」一帶被稱為毛蟹腳穴上的地方，闢建一座「白馬王宮」（現易名白馬尊王廟），可見當地白馬王信仰與鄭姓家族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福正天上聖母廟內，供奉著一尊名號「竹林境大王」的神像，至今因年代阻隔，東莒當地耆老無法清楚交代其來源；不過，據清代郭柏蒼《烏石山志》指出「《三山志》：『竹林通應廟在仁慶坊丁戊山之麓，神興於此，立祠。』按：通應廟，即今竹林境中，奉兩夫人。」，林楓《榕城考古略》也載竹林境「五代時為閩捉生營，宋稱仁慶坊，有竹林通應廟。」，福州城內的竹林境通應廟是較早信仰水部尚書公陳文龍的場所，相傳南宋在此發生過兩場大火，正當民眾束手無策時，屋頂出現無數手持標有「竹林境」旗的甲士現身，將大火撲滅。竹林境的大王神（可能為通應廟內的協祀神）在東莒被供奉，以此推測早期應有與竹林境關聯者曾往來於東莒福正與福州之間。
清光緒年間，福建泉州惠安周姓族人每年趁漁汛來北竿漁作，待漁季結束後整裝歸返；成員中的周猴煙每番於行囊中都備有一小神龕，供奉蕭王爺（即蕭太傅）、蓮城佛祖、金王爺等神像，長此以往、年復一年，至民國前二年，族人決議定居於長岐（今塘岐），將三神安奉於其弟周吓蒙家中；每逢元宵時，信徒至周家請金身輪戶酬神，基於當年在泉州祖廟早已有扛乩的儀式（即人們抬著降有神靈的小輦轎），求神問卜、以解困惑。於是，初到塘岐的周姓人家，在物資的缺乏下，起先只能將改造坐椅來充當神輿，以延續習俗；由於扛乩方式，居民頗感靈驗，逐漸被北竿各廟宇傳習，成為慶典活動的主軸。
北竿橋仔在清代中晚期，許多來自長樂梅花、連江黃岐的漁帆來此採捕，盛景空前。「下南境」位於今天環島北路碑下方至田元帥廟一帶，「下南境」即指福州以南的「南人」（包含莆田、仙游、漳州、泉州一帶）居住的地方，清末民初這些南人來到「漁貨天堂」橋仔落腳，以捕螃蟹、黃魚、鯧魚為業。這些來自閩中、閩南的少數族裔自成一個體系，在村內供奉著莆田頭亭田元帥的香火，以凝聚彼此力量。
除了原鄉移民神之外，部分神祇得到崇敬膜拜，免不了傳奇色彩，例如：福澳村相傳，清末一尊華光大帝香爐飛至現今廟宇後方山岩底下，爐耳刻著「樟州府」字樣。因某日遠遠冒出火光，村民感念靈驗，於是在民國50年建廟。珠螺耆老傳說，清末時有人看見玄天上帝的古香爐是由天邊飛來本村，位於現今廟宇後方的山坡上，故立一小廟祀奉玄天上帝神像（因村民將香爐視為至寶，擔心遭竊，寄放在村民陳元泰家中祀奉，上面刻著玄天上帝的字樣）。
北竿當地相傳，民國18年內地漁船停靠午沙港其供祀香火袋，被風吹到午沙水井旁，掛在樹枝上，香火袋上寫著五福天仙府，經漁船上漁民尋獲後，請回漁船安放，第二天又再度被吹到原地，地方居民嘖嘖稱奇，認為是神靈欲長駐午沙的靈兆，於是立廟崇祀。
就理性角度來看，上述飛來香爐、吹來香火袋等故事，或有能僅是過往先民途經遺留所致，透過神話創造或世代傳遞，致使信仰更加落地生根、根深柢固。
抗戰期間，盤據東南沿海各島的幾股盜匪，被收編為附日勢力「和平救國軍」，進佔馬祖列島，彼此較勁；民國28、9年間南竿林義和脫離國民政府政府幹員身分，動身赴廈門，投效侵華機構「興亞院」，曾往南竿珠螺玄天上帝廟許願，當其順利歸返後，履行承諾於當地重建新廟；民國31年9月6日，張逸舟在日艦掩護下，直搗南竿林義和總部，併吞其勢力；隨後張逸舟為了立威揚功，民國32年8月8日在馬祖澳留下「重脩馬祖島天后宮記」廟碑。
由於洋流方向關係，及島民基於敬神的心理，使得不少海漂神像在馬祖各村澳得以落腳，民國38年中共建立政權，至55年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多次在「破四舊、立四新、反封建」政策綱領下，代表傳統意涵的廟宇被拆除或移作他用，部分地方性神祇被拋向河流與海洋；像是半天陳夫人塑像漂至南竿牛角澳口，因替人消災解厄，獲以入廟重享香火。玄壇公塑像由長樂梅花漂流至橋仔，而泉州市泉港區界山鎮槐山村埭仔洋神廟中的林女帥木雕神像漂流至橋仔，山西周大人神像先被拋入黃河，順流至黃海再至東海，最後來到橋仔海邊，均已各自立廟。西莒菜浦澳海邊漂來一尊媽祖神像，被請至田澳洪將軍廟中膜拜；不久，下田澳人打漁時又從海上拾回天篷元帥神像，經村民協議後，三神最終納入同廟供奉。東莒老頭山海邊漂來一尊玄天上帝木質神像，被當地駐軍拾起，用水泥磚砌成一座小廟供奉其中。東引小北固礁灣內石上發現漂入的一尊木製神像，居民將其迎入家中供奉後，而後再建蕭大王廟。
此外，從明清時期起，直到中共建政初期，受沿海海浪流向，海上水流屍順流漂進馬祖一些灣澳前，因早先居民原始求酬的心態之故，從明末武人陳湯銘（人稱陳大戈）屍身漂來西莒青蕃（現名青帆）開始，不斷衍生與複製出「漁獲滿載、出海平安」有求必應的神話，水流屍獲安葬立廟後，又因傳說得到良好地靈，香火逐漸興盛，最終晉升為鄉土保護神（詳見〈穿越眾廟之門一文）。
特別是陳湯銘（威武陳元帥）信仰也是隨著嶺南陳姓族人往來由青帆帶到南竿鐵板村、馬祖村，又傳至其故鄉長樂鶴上及大陳島，再隨大陳遺民將香火播遷至高雄茄萣。
第四節、近期信仰發展概況
民國38 年，國軍進駐馬祖列島，因政府設置與海洋活動受限之故，居民生活及社會組成漸趨穩定。傳統封火山牆式廟宇，因瓦頂、石牆、杉木等用材受兩岸對峙，供應管道中斷，及古法修護技術產生斷層，造成修繕困難；加上信眾對於新式耐久性建材的依賴，不少村落中廟宇開始著手擴建及重建，便大量使用水泥、鋼筋建材。
民國五、六十年代，本縣各島建廟浪潮再起。山隴白馬尊王廟、牛角牛峰境廟（主祀五靈公）、福澳華光大帝廟、塘岐蕭王府與尚書公等馬祖地區知名廟宇陸續建成；諸如塘岐周姓人家的泉州蕭王爺、蕭姓人家的福州尚書公，牛角劉姓家中潭頭龍山寺五靈公，及山隴文石陳姓家族的五靈公、嶺南家族的華光大帝等案例，這些原本於私宅中供奉的宗族信仰發展成村廟，或納入廟中神龕同享公眾香火，擴大祭祀場域與信眾範圍。
民國七十年代，配合福澳港規劃，軍方主導興建廟宇，以南竿福澳華光大帝廟的重簷歇山頂式建築為代表。解除軍管之後，民國八十年代中期，民間集資加上政府經費補助所重建的廟宇，仍延續重簷歇山頂式北方宮殿建築形式，相關案例有北竿白沙平水尊王廟、中澳口白馬尊王廟。
民國八十年代後期起，因「聚落保存」理念提出與重倡閩東式建築，強化本土美學特色，新建廟宇以福正境白馬尊王廟、牛峰境五靈公廟為代表。
近20 年來，隨著居民外遷到臺灣各地，於是旅臺鄉親另地起香爐、設分廟（如桃園八德閩台宮、龍山寺及蕭王爺宮）；近十餘年來兩岸開放通航，不少廟宇組織尋出原鄉祖廟，透過小三通方式赴對岸進香，相關交流活動熱絡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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