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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第一章：北竿開發史 |
| 作者：北竿鄉公所 ( 發表時間：2006-01-08 閱讀人次：75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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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北竿，座落於福建沿海閩江口外，與南竿（馬祖島）分別稱作上下竿塘或南北竿塘，合稱竿塘。過去也有官塘、吳潼等名稱。北竿與南竿隔水相對，以西海域通稱竿塘洋。民國十六年修的《連江縣志》描寫其地理位置：「南竿塘山，即上竿塘，北竿塘山即下竿塘，二山在定海外東南海中，遙遙並峙…」。
根據考古學家史前遺址的發現，北竿早在距今六千年前史前時期就已有人居住，再根據歷史時代早期遺址的採集資料，可以確知宋元世代即已有人長期定居。歷史學家也指出，北竿的開發起源甚早，遠在北宋中期，福建長樂、連江等縣沿海居民，已涉海徙居南北竿塘謀生，築塘墾田，耕漁為業，迨至元末，已然居民聚集，頗為繁盛了。明初實行海禁及「遷民墟地」政策，盡徙南北竿塘居民於內地，竿塘諸島的開發因此遭受嚴重挫折，一度成為荒島禁山，以及倭寇、海盜出沒之地；直至明代中葉開放海禁以後，內地貧苦居民又陸續遷來，披荊斬棘重新開發，至明末，又是村落掩映，耕漁稠密了。
清初實行更為嚴厲的海禁和「遷界移民」政策，不僅驅迫海島居民盡徙內地，更將島上房舍田園悉行焚毀，再度使竿塘成為不准人民涉足的禁山；康熙後期開始，尤其是嘉慶十六年肅清蔡牽等大海盜之後，長樂、連江等縣沿海貧民又陸續大舉遷居島上，觀察北竿各村落廟宇興建年代，大都在同治以後，可見這批移民潮應是構成今日北竿居民最重要的族群。
北竿的開發由於明清兩朝實行消極短視的海防、海禁政策，捨海島防海岸，閉關自守不圖開放進取，致使北竿的開發時斷時續，總要從頭開始，然而開拓先民不畏艱難，衝破阻難，前仆後繼，互相關愛，終能安居海島，順利傳承。
及至民國，居民陸續遷來，二○年代，北竿一度成為馬祖地區行政中心，直至大陸淪陷，國軍進駐，在南竿成立馬祖守備區指揮部，旋即設置連江縣政府於南竿，至此南竿躍為馬祖政經中心，北竿開發遠落南竿之後，後因北竿機場率先啟用，重啟北竿繁盛契機，然而好景不常，隨著南竿機場開放，北竿的明日令人憂心。
二、史前時期
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計劃第六期」，針對金門及連江兩縣進行考古遺址登錄工作。在馬祖地區發現北竿塘岐、南竿福澳、東莒科蹄灣三處史前遺址。塘岐遺址包括靶場中間凹地及靶場下方烤肉區，考古學家採集到類似史前石器石片，陶片以夾砂素面紅陶為主，淡褐色夾中砂陶次之，外表大部分因侵蝕脫落，但仍見少數的拍印繩紋，由於遺址所在地為軍方靶場，已經遭受破壞，但由出土的遺物推測，應屬距今六千年的史前時代曇雲山下層類型，推斷當時北竿地區就已有人居住；另外也發現部分宋元時期的青瓷遺物，考古學家認為，在靶場上方山坡地，可能還有局部文化層。
三、宋元時期
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專家也在北竿坂里、南竿介壽、東莒蔡園裡、大埔石刻、東引燕秀等處採集到歷史時代的陶片及瓷片，坂里遺址在坂里國小對面，坂里56、58、60號民宅後方菜圃裡，地表上及斷面可見文化層堆積及零散分布地表的文化遺物，由出土的青瓷碎片，他們認為宋元時代即有人類長期居住於北竿地區。
再從文獻資料來看，北竿舊稱下竿塘，此一名稱最早出現於宋人梁克家所撰的《三山志》記述：「上下竿塘、大小亭山、桑嶼、關嶺、蛤沙、北茭鎮，俱在現東北海中。又東洛山、西洛山、西洋山，皆在北茭外海中。」，《三山志》成書於宋孝宗淳熙年間（西元1174?1189年），上、下竿塘的得名應該更早於此時。《三山志》也提及北宋時設置官兵，駐防於此：「元豐二年，添設巡檢一員於連江官澳。尋以逼近西洋、閩安，遂移置南匿嶼，以七十人為額，管福清海道。」此段記載，大陸學者張書才從地理位置的相近，與當時設置巡檢多在海島上，認為此處的官澳應是竿塘的別稱。
從宋朝對海外的經略上，來看北竿的開發，最遲應在北宋中期就有所作為。嘉祐八年（西元1063年）設沿海六縣巡檢一員、撥兵級三百人、造刀漁船十隻，在長溪、羅源、寧德、連江、長樂、福清六縣海上遊巡，收捕盜賊；元豐二年（西元1079年）移置烽火澳，改稱烽火巡檢，管長溪、宁德的海道。同年並在連江縣之西洋山置巡檢一名，管連江、羅源海道；元豐七年提刑司李茂直以「西洋於巨海中，行部非便」，奏請移役於羅源縣之南灣巡檢。同時，連江縣的官澳也增設巡檢一名。這些官兵的設置，可以說明宋代政府對於這些海島的重視，並且可以看出既設官兵，理應有相當的人口。北竿也應在這波開發中，逐漸聚集人口。
明朝弘治四年（西元1491年），黃仲昭的《八閩通志》的山川篇中敘及：「下竿塘山突出海洋中，與上竿塘並峙，山形峭拔。中有白沙、鏡睦七澳，上二山在二十六郡。洪武二十年，以防倭，故盡徙其民附城以居。」這份文獻說明，在明朝初年時，政府為了對抗海盜集團，實行海禁，將人民遷入內地。而人口聚落的形成絕非短短一、二十年可以完成。據此推論，在宋元之間，北竿島應已形成聚落。
馬祖版《連江縣誌》記載：「元朝（西元1277年-1367年）年間，閩浙濱海漁民，以群島天然港澳可資避風、汲水，遂利用為漁舟泊憩之所，斯地漸增居民。」
民國八十五年六月，許雪姬教授解讀南竿鄉仁愛村大王宮碑文：「林自才喜拾中統鈔二十貫」碑文，中統鈔發行於元世祖中統元年（西元1260年）至1287年停止發行。如果元朝年間南竿已形成聚落，興建廟宇，則一水之隔的北竿，理應有相當的人口居住。
種種史料顯示，遠在北宋中期，連江、長樂等縣的貧苦農民和漁戶，當已涉海來到竿塘島上居住謀生，持續開發至元朝末年，呈現「居民聚集，墾土成田，頗成繁盛」的景況了。
四、明代時期
在明代時期，北竿的開發，因為海禁的緣故，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重新回到原點。明太祖朱元璋統一福建後，曾在上竿塘設置「埠寨」，撥官兵駐防。一方面防止倭寇入侵，一方面也增進了竿塘的開發。然洪武四年（西元1371年）十二月，因為有敗軍的殘黨潛逃海外，與日本倭寇結合，集結為海盜，對抗明朝政府。《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出沒海上，盜民、掠財貨，北自上海、山東，南抵浙、閩、粵東，濱海之區，無處不被其害。」因此明廷發布禁海令，訓令沿海居民「片板不得入海。」
在《閩海巡記》則提及：「上午五時，在三都澳盧輪，出東沖口，向北行，過大小西洋山，經浮瀛，望四礵，沿三沙行一百八十里，十一時至大崳山。……明初居民聚集，墾土成田，頗稱繁盛。後周德興以其地孤懸海中，徙其民而著之。自是以後，遂治禁山。」因為洪武二十年（西元1387年），明廷決定採堅壁清野的海防策略，詔令沿海島嶼居民全數遷徙內地。又下令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軍進入福建防備倭患，於南竿塘、北竿塘衝要之地，設煙墩瞭望。此時宋元以來所開發的塘田完全荒廢，並且成為海盜出沒的地方。
永樂年間（西元1403-1424年），海禁日漸廢弛。此時由於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海上交通遂有顯著發展。此時貿易重鎮為長樂縣，而商船往來皆由東沙島（莒光鄉）出發，回程則經由東湧、竿塘回到閩江。隨著貿易路線的開展，必然吸引人口的遷入。
明代海上的禁令，要到穆宗隆慶元年（西元1567年）才正式廢除，然猶時頒禁海令，神宗萬曆十九年，即頒佈《漁船禁約》的命令：「為此縣仰各澳漁戶知悉：目下各船，俱聽州縣查籍在官，一面照常採捕為活，但不許在海為非，及藉以捕魚阻行接濟。查出，許官兵拿解究治，漁船充賞。其發訊後，各船只與內地駕駛，如烽火之臺，礵山、小埕之東涌、浯嶼之澎湖、料羅、南日之東瀘、烏坵、銅山之沙洲，諸如此類緊要海洋，皆孤懸島外，為夷寇必由之地，並不許共船片網在彼往來，致難瞭望，收訊之後，仍聽照常生理。如有故達潛往者，及拿解究之軍法。如或有警時，各船有能自為御敵，及奉官調用有功，一體給賞。絕不虛示。萬曆十九年八月刊行。」此段記載雖只提東涌，或許竿塘已包括在「諸如此類」中，又或許當時竿塘已不在禁止之列，不管原因為何，竿塘等島已允許沿海漁民前往採捕，當無疑義。換句話說，遠在萬曆年間，已有漁民來到竿塘島上，初則搭寮暫住，漁汛過後載魚回鄉，繼則攜家移居島上，披荊斬棘，墾土種植，逐漸形成聚落，也就合情合理了。
竿塘的進一步發展，因為萬曆二十年福建巡撫許孚遠上奏朝廷，建議在閩浙兩省開墾荒島，有了新的契機，《明史/許孚遠傳》：「募民墾海堰地八萬三千有奇，築城，建營舍，聚兵以守，因請推行南日、澎湖及浙中陳錢、金塘、玉環、南麂諸島，皆報可。」雖然傳記中僅提到南日、澎湖兩地的島嶼，然而政府推動開墾的行動，必定影響民間往其他的島嶼進行墾荒。因為此一政策的推動，竿塘島恢復了過往的繁榮，經過半個世紀的休養生息後，明清交替之際，就如同方志所記，確然已是村落掩映、居民聚集、耕漁稠密了。
五、清代時期
清朝初年，因為鄭成功以反清復明的口號，與清朝政府對抗，使福建沿海政經局勢又告緊張。
順治十八年（西元1661年），清廷發布遷界令，「離海三十里，村舍田宅皆焚棄」、「築短牆、立界碑，撥兵戍守，出界者歿」。將沿海及島嶼的居民遷徙內地，斷絕以物資接濟鄭氏的抗清勢力，於是「耕漁稠密」的竿塘，再度受到嚴重破壞，房屋焚毀，塘田廢棄，遂為荒島。
康熙二年（西元1663年），總督李率泰復請放棄諸島，移民到界內守邊。
康熙十一年（西元1672年），又調移海民於內地。這些舉動，都打擊了竿塘的開發。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平定台灣後，將邊界推至海岸，招原內遷人民歸里復業，次年九月再開放海禁，准許五百石以下的民間商漁船出海捕魚，但是海外的島嶼仍未解禁，竿塘諸島仍為「禁山」。
康熙後期，隨著人口的增加，使得居民被迫前往各島開墾，甚至結黨作亂，下海為盜。「大小崳山、浮鷹、四礵、朱榮、竿塘等山，皆匪船潛藏之所。」此後地方官員逐漸體認到開墾外島的重要性，因此奏請朝廷募民開墾。如乾隆年間，福州巡撫周學健奏請開發上下竿塘十四個島嶼。「向慮有洋盜嘯聚，因加禁止，今海宇澄清，游巡絡繹，竿塘等島更屬逼近內地，應請一併弛禁，令殷實士民前往開辟。」提議後來因為地方大僚和乾隆帝的反對未能實現，然而開墾海島以興民利，已是大勢所趨，無法遏止。開墾的爭論到了乾隆後期，朝廷終於承認現實，聽任經營開發。
乾隆五十四年（西元1790年），浙江布政使頤學潮，奏請乾隆「令各總督府查明海島情形，如有匪徒潛搭草寮房屋居住者，立即燒毀。」當年九月，閩浙總督伍拉納回覆「惟是煙戶稠密之處，若概行驅逐，使謀生之民一朝失業，轉致漂流為匪，請將編甲輸糧者免其驅逐，倘有匪徒篡入，立即擒縛解官辦理。」乾隆肯定這項作法，並進一步指出：「所有各省海島，陳例應封禁者久已遵行外，其餘均著仍舊居住，免其驅逐。」肯定了移民的合法性，也促使了移民潮的增加，自有助於竿塘的加速開發。
然而緊接而來，卻是一段長達十四年不幸的劫難，嘉慶元年（西元1796年）開始，蔡牽率領海盜打劫竿塘洋、白犬洋，活動範圍於白犬、竿塘、東湧、漁山，為害閩、浙、粵三省海域。直至嘉慶十四年（西元1809年），蔡牽被官軍殲滅於「黑水深洋」，葬身東湧東北海面，才結束這場劫難。經過這場劫難，竿塘等地早被破壞殆盡，滿目荒涼，居民所剩無幾。
嘉慶中期至清末這段時間，連江、長樂等縣沿海居民大舉移入竿塘。尤其鴉片戰爭後開港通商，福州成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竿塘等地隨之形成貿易集散之地。重要的貨品輸出有茶葉、竹材，而輸入布匹、石油、煙草、西藥、鴉片等。在這波浪潮中，吸引了大批移民來到北竿，北竿各村落廟宇興建年代除橋仔玄天上帝廟早在乾隆六年外，都在同治年間至清末，芹壁的簇群聚落的形成也始於清末，可為明證。
除貿易興盛外，漁業仍是竿塘地區最主要產業，清本《福建漁業誌》有云：「連江縣外島海嶼：黃岐、下塘、茭南、茭北、奇達、西洋、東湧、北竿、南竿、橋仔、山隴、牛角，業漁者三百七十餘戶」，而各島醃魚配鹽，因有塘岐、橋仔閩浙總督配鹽勒石告示文，勒石書於同治八年九月十四日，為列島中僅見，可見北竿當時漁業發展必定獨步馬祖，根據《福建鹽政誌》記載：寧福各島醃魚配鹽旺淡季銷量統計，西洋島旺九千餘擔，淡四千餘擔；北霜島旺七、八千擔，淡三、四千擔；東湧島旺三千餘擔、淡一千五、六百擔；南竿島旺六、七千擔，淡三、四千擔；北竿島旺一萬四、五千擔，淡六、七千擔，足證北竿配鹽需求高居各島之冠，糾紛亦多，因而有朝廷勒石告示訓令民眾遵守，以息紛爭。
綜觀清朝一代，初期因為對抗鄭氏而遷界，然而因人口壓力而逐漸朝外島發展。但是幾次的海盜肆虐，又破壞了竿塘的開發，然而先民屢仆屢起，從不氣餒，不斷開發這塊土地，終因漁業鼎盛，貿易發達，從而基業永固，安居斯土。
六、民國時期
民國初期的北竿，仍是福建沿海漁民出海泊憩之所，偶因氣候、風浪、颱風之影響，在島上搭建漁寮休息。民國八年，農曆七月三十夜，正逢大潮，風颱襲來，暴風暴雨，沿海泥堤淹沒，長樂沙尾、厚福、汶上、曹朱、東山、阜山（后山）各段，一時盡成澤國，災民五、六萬人。此次風災使得這些地區連續數年無法種植稻穀，民眾無以為生，加以災後瘟疫橫行，於是促使居民紛紛出走，這波難民潮移入竿塘頗眾。
尤其北竿附近海域漁產豐饒，盛產帶魚、蝦皮，年年吸引長樂梅花漁民前來打樁興建草寮捕魚，塘岐、橋仔聚集尤眾，橋仔船帆林立，甚至遮蔽村莊，漁村空前繁榮，尤其是梅花人鄭水哥，曾擁有麻纜船十三艘，最大的「鄭成利號」木頭船為五十噸級，其他拖網漁船多艘，經常往來北竿、福州間，甚至北至福安，販賣漁獲至內地，再將內地日用雜貨運來北竿；鼎盛時期，雇工二百餘人，在福州、梅花開設「椿源錢莊」，並在橋仔開設「源生號」收購帶魚、蝦皮，塘岐開設「順椿行」漁業公司兼營雜貨店，收取漁獲並販賣鹽、米、酒、油、木材等，盛況持續至民國三十八年福州陷共為止。
▲昔日漁村澳口繁忙的景象
另一方面，民國二十四年馬祖列島始設保甲，設竿西聯保辦公處於塘岐鹽倉（今塘岐國小），後以轄地過廣，再劃分成竿塘、西洋兩保，可見民國年間，北竿是馬祖地區的政經中心，此一地位，一直到國軍進駐，先是成立馬祖守備區指揮部於南竿，接著實施戰地政務，連江縣政府設於南竿，始告改變。戰地政務期間，政府雖也對北竿投入相當的心力與建設，但終究無法與首善之區的南竿相提並論。
抗戰期間，日本軍艦曾一度停泊北竿外海，有小飛機在上空盤旋，士兵亦曾上岸，搭帳蓬夜宿塘后沙灘，恐來此偵察地形，作為攻佔內陸的基地。當時人心惶惶，日兵上岸時，百姓皆驚慌失措，懼怕會有燒殺姦搶的動作，幸軍紀多作約束，未有侵擾事件發生，不數日船艦即告離去，真是天佑我民，由此可見北竿戰略地位的重要。
八十三年一月，北竿大道機場的啟用，再度開啟北竿興盛的契機，商業鼎盛，市況繁榮獨步全馬，甚至吸引人口回流，然而好景不常，隨著九十二年一月南竿機場開場，北竿終不敵南竿政經中心及人口的優勢，市景蕭條，未來何去何從，仍在未定之天。
▲北竿機場於民國八十三年啟用
▲北竿大道機場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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