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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第一章 東引開拓史 |
| 作者：will ( 發表時間：2002-03-26 閱讀人次：67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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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東引開拓史
一、前言
中原漢人開發福建，始於魏晉南北朝「五胡亂華」，及唐朝末年「黃巢之亂」，大批漢人先後湧入福建、廣東避難，史稱「衣冠南渡」。宋朝偏安南方期間，中原人士再度大舉遷入，福建進入高度發展狀態，此時泉州已成世界第一大貿易港口。
由於福建多山，居民航海技術已達純熟，1千多年來，閩、浙、粵外海早已形成「海上絲路」，南北貨物往來不絕。白犬、竿塘、東湧等列島位居海上交通樞紐，並且漁產豐饒，乃漁船作業、商船避風、取水、休憩之處，每當政局動盪，公權力不彰，便成為海盜出沒之處。
就福建人口成長而言，林金炎氏《馬祖列島記》記載，唐朝天寶元年（西元 742 年）福建已住有41萬2千餘人；過了6百多年，也就是明朝洪武14年（西元1381年）人口高達384萬餘人；到了清朝乾隆14年（西元1749年），全閩人口再倍增，達762萬餘人。
由於人口壓力，使福建沿海居民大量向南洋、臺灣及鄰近外島遷移，部分不良分子則鋌而走險，以白犬、竿塘及東湧等列島為巢穴，下海從事冒險事業。再則，明、清以來，政府不當之「鎖國」與「海禁」政策，也是逼迫閩人落海為寇之主因。
清《籌海圖編》記載：「若福建漳、泉等處，多山少田，平日仰給，全賴廣東惠、潮之米，海禁嚴急，惠、潮商舶不通，米價即貴矣，民何以存活乎？」歷史發展有其「偶然性」，但更有客觀之「必然性」。由於遭遇人口激增、農田不足、政府決策錯誤等壓力，並在海上冒險及漁撈事業有利可圖下，閩人落海為寇，或移居外島從事漁撈，成為不可避免之歷史宿命。
二、宋元時期
東引昔稱「東湧」，中國方志叢書之《連江縣志》記載，洪武20年（西元1387年），明廷為防備倭患，設遠哨於東湧。原是蕞爾小島的東湧，明初不過福建沿海「遠哨」之一，卻因中國近代史上倭寇長期滋擾，因緣際會，躍然史籍。
但在明朝之前，史書並無任何有關東引的文字記載。至於馬祖列島的其他島嶼，也只有在碑文的解讀及考古發現，才將馬祖列島的歷史，向前推進到宋元時期。
民國85年6月，臺灣大學教授許雪姬在偶然間發現南竿仁愛村「大王宮」牆邊的石碑上刻著：「林自才喜捨中統鈔二十貫」。許教授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中統鈔」發行於元世祖中統元年（西元1260年），這種紙幣在中國南方使用要到1280年6月；到了1287年，元朝發行至元鈔，中統鈔的時代才告結束。因此林自才捐款時間當在1280年6月至1287年之間或者稍後一點。由於許教授的解讀，馬祖列島開發歷史可以向前推進到元朝年間。
民國96年7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教授陳仲玉前往東莒島考古，在蔡園裡遺址出土了500餘片唐末、五代、宋、元時期的陶瓷片和貝殼、魚骨、獸骨等文物，以及1枚南宋時期的瓦當，瓦當是屋瓦末端的屋簷裝飾。
據記載，閩人自古善於舟楫，唐末年間，閩浙沿海就已形成「海上絲路」，藉由季風與洋流，船帆南北穿梭，互通有無。但由於此時福建未開發土地仍多，人口未達飽和，沿海居民尚無對外移民之需要。直至宋朝年間，福建人口壓力大增，並因過度開墾造成土地生產貧乏，內地人口遂藉季風與洋流，從海上漸向南洋與江浙地區移民。馬祖列島位在福建閩江口外，地處要衝，元朝期間，南竿鐵板澳口（仁愛村）就已形成聚落，居民興建「大王宮」一座。東湧與南竿一衣帶水，相去不遠，推論東湧於元朝，乃至宋朝年間，就已寄居漁戶，誠屬可信。
三、明清時期
馬祖與東引諸島位在閩江口外，島嶼排列從北到南綿延約38浬，明清時期成為鄭和下西洋及中琉封舟貢船往返的必經之地，並由於明清時期三度宣布海禁與遷界，馬祖與東引諸島在舊籍志書中，有了片斷零落的記載，於是諸如竿塘、東沙、白犬、東湧等島嶼名稱，開始散見於明清史書。
（一）航路上的馬祖列島
福州是明清時期貢舶貿易港口，長樂廣石港在鄭和下西洋時是造船重鎮，明代閩東地區的定海、壺江、北茭、黃岐等澳都是鹽運船幫的要港，而位在閩江口外的馬祖列島則是海運過往的指標。
明朝茅元儀在萬曆47年（西元1619年）著有《武備志》一書，其中第二百四十卷有〈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一般將該圖稱為〈鄭和航海圖〉，是15世紀前中國有關亞非地理最詳盡的航海圖經。〈鄭和航海圖〉分刻成40餘幅圖，其中一幅畫有「東湧山」。其標示針路記載：「東沙山用丑艮針一更，船平官塘山，用丑艮針一更船取五虎山，用丑艮針一更船取龜嶼，用丑艮針一更船取東湧山外過，東湧山用丑艮針二更船平東藥山。」
這是東引以「東湧山」的名稱首次出現在古代航海圖上。明清時期著名的海圖經如《順風相送》和《指南正法》也多道及馬祖及東引諸島，另在明朝嘉靖年間因為禦倭及捕盜，馬祖及東引諸島被記載漸多，到了清朝初年，才有比較詳細的文字敘述，其中又以康熙年間杜臻所撰《粵閩巡視紀略》著墨較多。
《指南正法》記載：「牛嶼：水底多土堆，坤未四更取烏龜，單癸五更取官塘，艮寅七更取東澳」、「東澳：東澳在東洋海外，西山東相峙，中有一門，離一箭遠，共三澳，四面峭壁，打水五托。山上大王廟前拳頭，西山一澳可拋北風，後山一澳寄南風，乃係海山。若遇風可用丁未七更取牛山澳，一更開，有礁山水可防之。」而《順風相送》記載由暹羅返回福州經閩南海域時：「用艮寅針三更取牛嶼。用艮寅針五更取東湧山外過，取東沙山，入閩安鎮，內是福州」等語，其中從牛嶼「用艮寅針五更取東湧山」與上述「艮寅七更取東澳」兩者針路相同，再依據東澳兩島及各澳口排列情形研判，《指南正法》中所記載的東澳就是東湧。
明清時期，由福州出發往東西洋的針路，馬祖和東引諸島均是航路的指標。《順風相送》福建往琉球：「太武放洋，用甲寅針七更取烏坵。用甲寅並甲卯針正南東墻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頭，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風東湧開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單卯取釣魚嶼。南風東湧放洋，‥‥‥用甲卯針取琉球國為妙。」從福州往琉球放洋地點，由於不同的風向關係，其所用針路以及經過的路徑也不同，而東湧和梅花是放洋的兩個地點。
《指南正法》普陀往長岐：「東南風用甲寅‥‥‥或牛嶼往長岐，用五更取東湧。‥‥‥或東湧往長岐用艮寅五更、單艮十六更」，前文的長岐即日本長崎。同書長岐往大泥日清：「下午平東湧過，用丁末暗平白犬開，夜用丁未及未七更光見北港大山，在東勢過。」其中的北港大山即臺灣。
明朝時期琉球與中國維持密切的封貢關係，兩國使節往來主要出入口岸在明初為泉州，成化年間以後改為福州，在琉球則為那霸。明朝蕭崇業於萬曆7年（西元1579年）5月擔任明朝正使率封舟前往琉球，在《使琉球錄》中的〈琉球過海圖〉圖下方3個島嶼分別題為東沙山、東湧山及南己山，東沙是現今的東莒，南己山則是閩浙交界的南麂島。
馬祖與東引諸島是中國封舟由福州往返琉球必經之地，清朝康熙58年（西元1719年）翰林院編修徐葆光出使琉球，是年5月「二十二日（甲午），日出，丁未風，過梅花頭‥‥‥。二十三日（乙末），日出，見東湧在船後，約離一更半許」。同治5年（西元1866年）詹事府趙新持節到琉球，當年「六月初九卯刻，放洋；未風兼西，用辰針。午刻，轉正南風，用辰針；過竿塘。申刻，過東湧、東沙洋面。」
明朝萬曆年間任兵部給事中的夏子陽也曾經被任命為使琉球國的正使，他說：「琉球之役，以海為程、以鍼為路；出梅花所東湧山，則(穴目)渺汪洋，茫無涯際。」
（二）福建海防上的馬祖列島
馬祖列島位於福州外海，是省城的藩離，其動靜皆攸關省城安危。就帝國時期的海防來說，馬祖列島的地位十分重要。
明朝洪武4年（西元1371年），明廷以張國珍及張士誠餘黨逃竄外島，甚至勾串倭人為寇，於是於次年開始在浙江和福建沿海造舟防倭，仿唐朝府兵制在全國各地設立衛所。洪武20年（西元1387年）前後，又在東南沿海佈下一系列的衛、所、城寨和烽堠，並實施海禁，將沿海島嶼民眾全部遷回內地。
嘉靖年間倭患最烈，明朝重新整頓東南海疆的海上防務，在東湧設遠哨。按明朝編制，水寨由欽依把總領軍，其中位在現今連江縣筱埕鎮的小埕水寨，配船隻46艘，須定期與烽火門及南日兩寨會哨，當時下目、白犬、竿塘、東湧、西洋等外島都是小埕水寨的派兵駐防的汛地。
萬曆末期，倭患趨緩，但海賊不止，而馬祖列島仍是海防官兵駐守的要地，萬曆年間閩人董應舉記載：「省城門戶，以閩安鎮南出之琅琦門、東出之五虎雙龜門為兩喙，以梅花、定海為兩臂，以松下之東西洛、礵山之西洋為兩關，以海壇、臺山為兩遊；近之東沙、竿塘，遠之東甲、東湧，皆我汛地，此其大勢也。舊時兵船盛設，汛地有船，故賊不敢泊，而福海無事。今各寨無船，汛地皆棄以予賊矣。賊自南來，必經海壇，上東西洛，出則浮東湧；而北入，即上磁澳、東沙、竿塘，乘便掠北茭、黃崎、小埕而窺內地。」董應舉認為當時的明朝水師不耐海上巔簸，所以「福海往時五虎、小埕寨遊出汛，率至東湧、東沙、竿塘，南則東西洛，皆有兵船來往守之，故賊不得長住；今止泊海邊，明以汛地予賊矣」。由此可見嘉靖萬曆之間，明朝還派兵船汛守東湧、東沙和竿塘各島，大約到萬曆末年，兵船開始只停泊海上而未登岸駐守。
清朝道光年間編纂的《廈門志》記載：橫山「東外勢約有四更遠有二嶼，曰東永。凡外嶼各澳，惟東永澳北風最穩，南風即泊於山北。二嶼居於東西方，所謂東永、西永也；凡船多泊於西嶼。連江縣屬」。明朝萬曆44年（西元1616年），日本長崎代官村山等安派遣艦隊駛向臺灣，中途遇風，其中有兩艘船隻飄向東湧山停泊，福建當局聞訊派義民董伯起出海探尋倭蹤，「（五月）十六夜自館頭開洋；十七天明，至竿塘；一更，至橫山；十八早，至東湧。一路兵船躲各澳，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隻泊山後南風澳、一泊布袋澳，二澳相連，篷檣俱卸。」這裡所寫的南風澳就是東引南澳，而布袋澳則是西引清水澳。
東引在明朝就因位置孤立而成為倭寇補給淡水之地，明朝萬曆32年（西元160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佔據澎湖，為求荷蘭人退出澎湖，有人主張請荷蘭改泊其他島嶼，或「欲請置之東湧者」，不過福建巡撫徐學聚以「東湧，內地閩省第一門戶也」，若將荷蘭人安置在東湧無異於「引豺虎同臥」而反對這項建議。
直到清朝康熙年間，官兵仍然嫌東引險遠而難於策應，因此無法經常派哨船前往，唯有漁民或一部分沿海民眾不嫌東引險遠，所以在康熙年間就有漁民在島上採捕，或在島上定居，島上的「大王宮」就是當時東引已成聚落的證明。
（三）《粵閩巡視紀略》記載的東引地形地勢
清朝康熙22年（西元1683年）11月遣工部尚書杜臻及內閣學士石柱巡視廣東福建沿海，次年完成，杜臻撰巡海報告書《粵閩巡視紀略》，書中對於沿海的港灣形勢及營伍制度多所論述，而對於馬祖與東引諸島的描述，也遠較之前的書籍更為詳細。
關於東引的地理形勢，杜臻記載：「東湧在東大海中，兩山東西對峙，中一門相去里許。四面峭壁，澳內水深五十餘托。東山有大王宮，澳前多拳石，泊北風船五十餘；西山一澳，泊北風船百餘；後一澳，泊南風船二十餘。絕島孤懸，風信難測，哨邏不能時至。往時議設長戍，慮險遠，難於策應，輒復中止，但為賊艦所窟穴。」由於東引島的地理位置「絕島孤懸，風信難測」，每當官府力有未逮，經常成為賊船的避風港，海盜的巢穴，清朝年間著名的海盜蔡牽等，莫不以東引為海上棲身之所。當時，島上已建有「大王宮」，可見除了海盜盤據外，亦有不少漁戶集居。
（四）清末英國繪製的馬祖列島圖
鴉片戰爭之前，英國人就已派艦在中國沿海測繪海圖，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後，福州成為對外口岸之一，馬祖列島成為洋船等候進入閩江或避風的島嶼，當時英國人繪製的海圖中，測得東引的的經緯度是北緯26度23分2秒、東經120度31分2秒。
清朝末年，福建侯官人陳壽彭將英國海軍海圖官局西元1894年3版的《The China Sea Directory》譯成《新譯中國江海險要圖誌》，書中記載：「東涌山Tung yung（一作東引山），乃濱海極東之島，距蘭島作為東偏北半向十三迷當，其巔高出海面八百五十五尺，狀微平，山麓巖石甚峭，西向有大村落一，離其南盡處有礁石一行，據云，東涌島之東北六迷當，又有一石，東涌之居民皆漁父，其鄰近無險，然英兵船烹姑仁（Penguin譯言野鴨之一種也）之管駕曰摹兒（Moore）立兒探之，若近是處有一石，水過其上十拓、十二拓，自有是事理宜避之；牌地小海彎（Batha cove）中當東北風時，為停泊所甚佳，進深六拓，闊四拓，深四拓至六拓不等，係在東涌島西向之南。水平如鏡，離東涌之西北角處又有一小島，除去東北偏北與西南偏南望之，始知為二，餘向皆以為即東涌也。此小島之東北角相離處，有一礁突出半迷當。」以上描述的「離其南盡處有礁石一行」應是東引島的西沙；「牌地小海彎（Batha cove）在東涌島西向之南」則是中柱港；「離東涌之西北角處有一小島」這座小島是西引島。
（五）影響深遠的海禁與遷界
有史以來，為抵禦倭寇，福建沿海島嶼歷經三度「遷界」，對於馬祖與東湧諸島的開拓歷史，造成深遠影響。
明初，張國珍及張士誠餘黨逃竄海上，淪為海盜。洪武4年（西元1371年）12月，明廷發布禁海令，訓令沿海居民「片板不得入海」。於是閩浙沿海全數船舶均遭焚棄，外島居民遂無法生存。這是史上福建沿海首度實施「遷界」。
爾後，禁海令漸漸鬆弛，外島又再聚集漁戶。洪武20年（西元1387年），明廷為抵禦倭寇，決定採取堅壁清野的海防策略，詔令沿海島嶼居民全數遷徙內地。又令年邁老將江夏侯周德興率軍進入福建防備倭患，於南竿、北竿設煙墩瞭望；最北的東引，也設遠哨。這是史上福建沿海二度遷界，外島居民又全數被迫遷徙內地，此時，除了戍守島上的兵丁外，東引又成荒島。
清朝初年，因鄭成功抗清，使福建沿海政經局勢又告緊張。順治18年（西元1661年），清廷發布遷界令，將閩海離島居民全部遷徙內地，離海30里的村莊田宅悉數焚棄，城堡、臺寨拆毀，並撤回離島汛兵，以便劃界防禦，斷絕閩海島嶼以物資接濟鄭氏的抗清勢力。這是史上第三度遷界，閩江口外的馬祖與東引諸島，又見荒蕪。
康熙20年（西元1681年），鄭經去世，總督姚啟聖再度上疏，清廷逐漸解除海禁，准原移民回復沿海故土。尤其嘉慶14年（西元1809年），由於閩浙洋面海賊肅清，政治安定，大批福建沿海民眾移居外島，安家落戶。光緒年間編撰的《福建沿海圖說》記載，自東沖角起算直距約122里的東湧「凡二島，東西並列」，「西向者係荒島，東島人牧羊於此，剪耳為識」，「居民一百餘戶，春月較多」。由此可見，距今3百年前，從康熙20年（西元1681年）開始，就已經有民眾陸續遷入定居，而距今1百年前的光緒年間，東引島上住戶就已達百餘戶，而春天是黃魚季節，漁戶較多，但西引仍是荒島。（以上「明清時期」各節內容，節錄、整理自：李仕德，《追尋明清時期的海上馬祖》（連江縣政府，2006），頁12-122）
四、民國初年
民國8年9月23日（農曆閏7月30日），長樂海嘯，廣大農田被海水浸泡，民眾流離失所，紛紛向外島遷移，形成近代史上僅見之難民潮。
民國初年，內地戰禍連年，時局不安，部分民眾又陸續遷居離島避難，以海為生。尤其部分每屆漁汛季節來此捕魚、棲息，漁季結束，即揚帆歸去。東湧耆老回憶，當年南澳與深水澳（現稱清水澳）漁帆千號相連，行走船上，步行可達西引。由此可見民國初年漁汛季節之盛況。
民國23年，福建省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王伯秋著手編組各縣保甲，設「竿西聯保辦公處」於北竿塘岐之鹽倉，其管轄區域為西洋、東湧、南竿、北竿、大坵、小坵、高登等島嶼；後因考慮轄區過廣，將西洋、東湧另劃一聯保，設辦公處於西洋；南、北竿則改屬「竿塘聯保辦公處」。這是有史以來，政府公權力首度延伸到東引。
民國26年抗日軍興，馬祖列島先後被「和平救國軍」林義和、張逸舟、翁尚功等海上武裝勢力所控制。民國29年左右，東引島由鄭德民率領100多名武裝部隊長期盤踞。這時期，島上居民開始大量種植罌粟，到民國39年停止種植，前後達11年，成為島民重要經濟來源。
民國38年，大陸陷共，9月1日，馬祖守備區指揮部成立，海上保安第一縱隊王調勳司令則設總部於白肯島（今西莒島），派第三支隊支隊長王仁貴、副支隊長陳逸民，駐守東引、東犬。
民國44年2月，江浙反共救國軍從大陳島撤退到臺灣，在澎湖整編為反共救國軍第一總隊，11月奉命開赴東引，接替防務。由於數千名正規部隊進駐，戮力建設，於是東引開始邁入鼎盛之開發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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