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 光 鄉 誌


  標題:第二節 大埔石刻 
  作者:莒光鄉公所    ( 發表時間:2007-05-25    閱讀人次:1734 )  

一、馬祖第一碑

 全縣評列國家級古蹟有三處,本鄉佔其二,在本鄉東莒島西南隅的山崖旁,有一塊氣勢雄偉,筆力蒼勁而發人深省的勒石,那就是聞名遐邇的大埔石刻,它有歲月的痕跡,也成了馬祖歷史的見證,不僅使人常生懷古之幽情,亦成為少數中外遊人蒞臨瞻仰留影的勝蹟。

 石刻原文為『萬曆彊梧大荒落,地臘後挾日,宣州沈君有容,獲生倭六十九名於東沙之山,不傷一卒,閩人董應舉題此』計四十一字,分七行直刻,每行六字,每字的字徑為二十二公分。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前主委陳奇祿先生曾說:「古蹟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留下來的具體構造物,它是歷史的見證,也是文化的軌跡。」,文建會曾邀請專家學者實地勘察,分別沿古蹟歷史、文化、藝術、時代遠近、工匠流派及現況品質等準則予以等級之評定,列為第一級者,由內政部主管,列為第二級者,由省市政府主管,列為第三級者,由縣市政府主管,而管理維護事宜則由地方古蹟所在地地方政府負責。

 本鄉東莒燈塔被評為二級古蹟,而大埔石刻則評則為三級古蹟。

 這個視為馬祖第一碑的石刻有研究價值,更有紀念意義,它證明了明末閩海倭患及抗倭名將沈有容俘倭事蹟,更證實了鄉賢董公應舉在「崇相文集」著作中關心民瘼及沿海安危。

二、東沙擒倭

(一)事件前因

 宋、元以來,政府重視海外貿易活動,吸引無數外商,尤其回教世界的商人前來交易,閩沿海居民得風氣之光,經營海上貿易形成一定的傳統。

 明太祖海禁,給原來生機勃勃的閩海沿海地區黎民、商賈的生計,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無法長遠禁絕,部份海民鋌而走險,並組織龐大的民間武裝勢力,足與朝廷抗衡。

 明中葉後國內工商業漸趨繁盛,沿海走私增加,浙江雙嶼(寧波外海)、福建月港(漳州附近)私梟貿易猖獗,明嘉靖、萬曆年間,名將俞大猷、戚繼光剿倭,也逼使部份沿海居民到海外,像三佛齊(印尼蘇門答臘),爪哇的萬丹和巴達維亞、呂宋島的馬尼拉,這些地方都成了華僑社會,由於走私貿易在沿海島嶼進行,明朝設遊兵、哨船於春、冬二季汛期防守。

 當時外洋島嶼貿易有來自呂宋的西班牙人,來自蠔鏡(澳門)和暹羅的葡萄牙(佛朗機)人,還有來自台、澎的荷蘭人(紅毛蕃),而日本人也緊追在後。

 一些與外商交易來往的陸商、海商,賺了錢造大船,擁有數千部眾成了海上王國,卻被朝廷視為「海賊王」、「倭寇頭子」、「海盜集團」,於是索性勾結日本島倭與朝廷作對,劫掠浙、閩沿海。

 在日本方面: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日本德川與豐臣決戰:豐臣家族滅亡,德川家康向長崎代官(相當於現在的市長)村山等安發出「高砂國渡外朱印狀」,令其組遠征隊征討台灣。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村山等安次子村山秋安率船十三艘,動員二、三千人遠征台灣雞籠(現基隆),這消息為琉球國王中山尚寧獲悉後,立即派遣通事蔡塵向明朝廷通報,福建巡撫黃承玄為此上疏,力陳海防的利害關係。奏書中說:「雞籠逼我東鄙,距汛地(澎湖)僅數水程,倭若得此,益旁收東番(指台灣)諸山以固其巢穴,然後蹈暇伺間,指台山、四礵,以犯福寧,則閩之上游危;越東湧以趨五虎,則閩之門戶危;薄彭湖以瞰漳泉,則閩之內地危。」

 為此,黃承玄提拔都司沈有容任福建水師提督,防備日本人的行動。

 日本征台艦隊於元和二年三月廿九日,自長崎出發南行,在琉球遇暴風失散,其部將明石道友所率一船抵台灣北部,士兵一、二百人登陸後,遭土著(原住民)包圍,集體自殺或被殺,餘下二船由明石道友所率領逃抵福建北部海面台山、礵山、東湧等處,在幾天之內殺害一千多名我沿海百姓,將所遇到的我方小船悉行拘捕,投其人員於海中,於五月十七日到東湧(今東引島)停泊二日,汲水歇息,並將前往偵探倭情的官員董伯起(董應舉侄兒)在東湧島被擄走,挾往日本,試圖將來作為與福建建立關係的籌碼。

(二)事件經過

 另有七艘被打散的日船,在琉球整修幾個月後,由於村山等安的命令是攻佔台灣,沒有取得戰果不敢回日本,於是長期流劫於閩、浙、粵沿海,先進犯金門的料羅,繼攻寧德的大金堡。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五月,日本肥前州村山等安見其子村山秋安久出不歸,又派出桃煙門率船隊去尋找秋安,這桃煙門就是東沙之戰中被俘獲的生倭首領。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五月,長島倭人頭目桃煙門率領三隻倭船,抵我沿海尋找秋山等人,先入犯我浙江海門沿海,攻破一艘兵船,殺害浙兵十八名,並擄去捕盜余千及兵目十名,復搶大船一艘,歷韭山、牛欄磯、南麂、白犬澳等處搶掠漁戶,往來劫掠,又擄去漁民鄭居二十餘人,並將擄獲的漁船編入船隊,時任福寧州水師把總何廷亮(有稱何承亮)的追擊,倉惶逃竄,又遇颶風,造成三艘大船觸礁於東沙(東莒島),船身碎裂,只好上岸搭寮修船,並將器械、衣糧都搬至山上,並引誘漁船。

 因為以前大金、料羅曾遭倭寇的蹂躪,所以兼管福寧道事右布政使黃琮,先令把總何廷亮巡行海上,偵知倭寇侵伏於東沙島,並至白犬島伺機蠢動,乃上報。

 巡撫黃承玄遂檄令參將沈有容興師,並面授方略,督中軍官徐亮,左翼把總趙若思,及標下聽用總哨各官,行北、中、南三路及伍行館合勢仰攻,以期掃滅,並規定各寨、遊,俱聽沈有容節制。

 五月十二日天明出發,沈有容率兵船直開東沙,因是夜吹起北風,且傾盆狂雨昏濛濛,很多征船船桅被風吹倒,船舵被浪沖折,從征各舟都被沖散,靠近乘艦可以呼應聯絡的只有十分之一,在中途翻覆者多,隨征者都勸沈將軍旋帆已待來日。

 將軍手執舵並瞪大眼睛說:「敢說歸者按軍法處斬。」

 眾船懼服,漂流在大海中三晝夜,直到十五日申時(下午三至五點鐘),才抵達東沙島,但因風狂浪濤,難以停泊,把總何廷亮主張迎戰,沈將軍說:「困獸難迫,而且東沙附近礁石很多,兵船很容易損壞,倭人如躲在礁石間窺伺我們,硬拼的話,犧牲必重,不如以計誘擒為上算。」後來董應舉評說:「若當時上山與戰,倭藏礁石間以實擊虛,三千兵不夠其殺,反與之搶船之便矣!」(董應舉《與黃玉田方伯書》)。

 沈有容一面督軍巡守,並以佛郎機炮仰攻,島上倭人的寮舍慘遭炮火焚毀。

 五月十五日晨,東面海上又駛來三艘倭船,沈將軍督兵齊攻,倭眾落海殆盡,並撈起二名充當倭船火長和柁工的華民,此舉讓島上倭人心驚膽寒。

 沈將軍於是派遣與董伯起一起被送歸,慣通倭語的王居華上山,去與倭人交涉,告訴他們明石道友已經受撫,挑煙門不覺心動,但對於居華的要求就撫,卻提出了反要求,是要有道友的信函,因道友對有容十分感佩,故輕易取得其信,桃煙門看了明石道友的信,對昔日沈將軍的威名所震懾,所以倭寇頭目就先下來輸誠。

 十六日中午,桃煙門遵照沈有容將軍令領六十七個倭人,另有首級二顆,全部投戈束刀銃後登舟,沈將軍將這些倭人分給各船為功。

 此役生縛之功,不損舟,不費糧,不傷一兵一卒,而成此難得的捷報,殊屬不易。

(三)事件結果

 東沙之戰是歷年「捕獲活的」倭寇最多的一次,時閩中士大夫及諸當事賦詩或贈歌頌之,當時「被俘」、「投降」、「生倭」、「死倭」,在論功行賞上有截然不同的獎勵和獎金待遇,巡撫黃承玄奏疏有跨張戰功,而有一些妒忌的朝中臣子們流言四起,不利黃、沈,沈氏好友董應舉認為在東沙擒倭是事實,當立碑記功,這就是大埔石刻的來歷。只是在黃承玄的奏疏裡寫是生俘六十七名,斬首二級,而石刻上卻是生俘六十九名。

 沈有容事前謀畫的周全是致勝的原因,所獲生倭都造冊交各船運回,惜名字都是中文譯音,非日文名字,日人姓名又長短不一,無法斷句,故不加綴述。

 沈氏水標所部解獻生倭大頭目三名,眾倭三十名,另有首級二顆;總旗標下所部解生倭一十二名,巡福寧道標下所部解獻生倭二十二名,皆日本長島倭,而各獲盔甲、刀銃、倭器充斥,另救回被擄漁民二十二人及台州東西機捕盜余千及軍民兵十一名。

(四)文獻報導

 沈有容東沙俘倭,時閩中士大夫及諸當事賦詩或贈歌篇幅都收錄「閩海贈言」一書中,關於大埔石刻的報導,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作者立礎在中央日報馬祖通訊中略有提示:「明時,倭寇曾盤據於此擾亂海彊,俞大猷渡海征剿,立碑文於東犬大坪懸崖上,以留紀念,如今碑文仍有一部依稀可辨。」而第一篇正式敘述發表的應屬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姜穆先生在聯合報副刊刊載「東犬的明代遺蹟」一文,其內容:「東犬,位於馬祖列島南端,那裡原為明代古戰場,在東犬老頭山西南山腹的大石上……因所在地荒涼,很少人注意,現在屬於軍事禁區,去憑弔的就更少了。……這些字跡的發現是由於四十二年國軍進駐東犬,構工時發現一字,判斷可能為重要史蹟,乃著意挖掘,經一日工夫始將所蓋泥沙沖刷乾淨,並用鐵絲網在其周圍圍住予以保護。」

 民國四十八年,史料文獻名作家毛一波先生也以「關於東沙獲倭」一文發表於「台灣風物」第八卷第六期期刊,該文內容係將姜穆先生的文章內容部份加以修正和充實,內容:「沈有容在福建沿海破倭,是繼戚繼光後第一人,他不是戚的部下,也和戚全無關係,萬曆三十年,曾有征東番(台灣),卻西夷(荷人)兩大功績。他之大戰東沙(東犬),生擒倭寇六十九人,則是黃承玄做福建巡撫時候的事。……」

 民國五十六年端節之後,對史料考證甚詳的盧嘉興先生也在「古今談」雜誌發表「明季剿倭寇最先攻台灣的沈有容」一文,該文對東沙擒倭也有報導,朱玖瑩先生感佩盧氏考獻精神,遂將所愛之大埔石刻拓本轉贈之,並題贈言曰:「大埔石刻為雷將軍所拓寄,嘉興兄徵文考獻,夙夜為勤,故以轉贈,蓋欲使物得其所也。」

 民國五十六年八月繼大埔亭記之後,懷古亭碑記也豎在石刻亭之左畔,這月六日,盧氏復撰文:「由『大埔石刻』談到沈有容和董應舉」一文,對大埔石刻的介紹甚詳:「石刻是用文字或圖象摹刻於崖壁上面,亦稱做摩崖。」依照清朝馮雲鵬氏所撰的金石索所記:「古者方曰碑,圓曰碣,就其山而鑿之曰摩崖,亦曰石刻。」

 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廿五日和廿八日徐盩潤先生先後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大埔山崖石刻」和「再談大埔山石刻」兩篇文章,對石刻內容及其人物、事件多所陳述。

 民國六十一年七月,林金炎以「大埔石刻—兼述其人其事」,發表於馬祖日報副刊,六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至廿六日,復撰文「馬祖懷古—(三)勒石 懷古篇」,重述對石刻的禮讚,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出版的今日馬祖季刊第二期再以「馬祖東莒古蹟」發表,期激起鄉親重視古蹟。而同年九月,連江縣誌首冊勝蹟篇對石刻之敘述,也多引用林氏所整理之資料。

 民國七十一年台灣文獻叢刊中刊出在馬祖服役的林全洲先生,「沈有容守護台澎初探」文章,也敘及石刻,並綜合評析沈氏的一生,披肝瀝膽,有中國武將特色,智、仁、勇三者兼備。

 民國八十年五月,林金炎撰「馬祖倭患史料二則」刊於閩園雜誌廿六期,因有「東湧偵倭」,才有「東沙擒倭」之史事。

 民國八十五年,連江縣政府委請李乾朗教授著手「馬祖大埔石刻調查研究」,除對人事詳研外,並對石刻現況及修護計畫做通盤規劃。

 連江縣劉立群縣長打造「閩東之珠,希望之鄉」,重視文化教育工作,民國八十八年七月,特舉辦第一屆馬祖列島發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中研院語言研究所,鄉親劉增貴研究員發表「沈有容閩海史事考」及淡江大學歷史系鄭樑生教授發表「明萬曆四十五年東湧平倭始末」論文都值得參考。

 民國九十年八月文化大學李仕德教授也在本縣連江水月刊發表:從馬祖第一碑「大埔石刻」,談沈有容與閩東名士董應舉、陳第,也值得珍惜閱讀。

 李教授為本鄉女婿,夫人曹瑞芳西莒人,夫妻熱愛鄉土文化,對近代金馬史料著墨甚深,值得嘉許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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