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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第二節 海商與倭患 |
| 作者：莒光鄉公所 ( 發表時間：2007-05-25 閱讀人次：24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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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上貿易：
明代時期，沿江、沿海多是水上人家，過著蟹族的生活。鄭和之後，外國船隻絡繹不絕，他們假朝貢之各，帶著該國的珍品與腐化的明廷官吏交易，買賣，閩海成了海商的天堂。明永樂八年( 1410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 因海上通番易貨走私漏稅嚴重，沿海這種私人貿易的飛速發展，直接衝擊著官方的朝貢貿易，引發海禁和倭寇侵擾，為害百餘年。
明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嚴通番之禁。按照法令私通外夷，貿易番貨者，正犯處死刑，家人戍邊，儘管政府有這樣的嚴禁，「嗜利忘禁」者，一年多一年。
憲宗成化四年（1468年），豪門巨室，泛海通番，都有乘巨艦。為何泛海通番，據《東西洋考》：「顧海濱一帶，田盡斥鹵，耕者無所望歲……富家征貨，固得捆載歸來，貧者為佣，亦博升米自給。」換句話說，閩人以海為田，鎖海無異斷絕閩人的生路，走私風氣到嘉靖時期更為流行。
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也曾開闢了福州內港，方便番船停泊，這是福州番船鋪（泛船鋪）的由來。明嘉靖初年，本區島嶼盡被番人豔據為最安全的經商地帶，尤其葡人、日本和琉球人為多，一般不得志者，相率入海從倭，為之嚮導，稱王海島。
萬曆（1573年至1620年）時期，為閩海國際貿易的全盛時代，新來的歐洲人請求互市。閩省土產出口，多過海外奢侈品的進口，輸出有瓷器，如青瓷和青白花瓷器，紡織品有青布、印花布、絲、綾、絹、緞，家用品有草席、雨傘，國際貿易的開展，白銀不斷流入閩海沿海島嶼，外商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日本人。
到了崇禎十二年（1639年）又有第四次海禁，時有《請開洋禁疏》，《疏》 中指出禁洋有名無實：「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騖；往往至島外……曰台灣者，與紅毛香為市，紅毛業據之以為窟穴，自台灣兩日夜可至，而呂宋佛郎機夷，見我海禁，亦時時和至雞籠，淡水之地，與奸民蘭出者市貨，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絕，徒使沿海將領奸民，坐亨其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禁洋之實」。
海禁令持續了近二百年之久，極大限制了本區的海外貿易，也將人民帶進困苦、為了生計，沿海居民不得不鋌而走險，秘密海上走私，一旦被發現，便進行武力反抗，尤以嘉靖年問，連正常的捕魚也被禁止，漁民為養家活口，不得不下海為盜，甚至聚眾通倭，結果形成海禁愈嚴，倭亂也愈烈。
二、倭盜橫行：
嘉靖年間，海盜問題始終活動在本區各島嶼，政府無力肅清，隨後之二、三世紀倭患橫行，來自日本扶桑的為倭寇，來自內地的為海盜。明代海盜猖獗，則有內外兩因：內因係太監當權，苛稅捐，重刑罰，使民不聊生，鋌而走險，違禁入海，半商半盜。外因係野心的海權國家稱霸海洋，這是隨著十五、六世紀新航路的開闢和地理大發現，歐洲大西洋沿岸邊陲的國家，例如葡人、荷人、西班牙人紛紛往東方世界發展，來沿海求通商，嘉靖十九年（1540年）李光頭、許楝、王直等閩皖海商集結本區海域，與佛朗機（葡萄牙）人和倭（日本）人進行「本一利萬」走私貿易和搶劫活動，而剿倭名將戚繼光、俞大猷、胡守仁、沈有容皆係明代的抗倭英雄，他們都對本區域的防禦做出貢獻。
萬曆二十年（1592年）福建巡撫許孚遠，有建議明政府募民墾荒沿海島嶼的建言。
萬曆卅二年（1604年）十月廿五日沈有容有諭退紅毛番韋麻郎之舉，紅毛夷、紅毛番指的是荷蘭人，荷人退出澎湖，曾到過閩海與福州，請求互市或作轉口貿易未果。
西莒「青蕃」繁榮之地名，應該起於此時，「青番」福州語是生番之意，意謂陌生的番人，番人來此停泊，與閩海漁帆，以物易物，以求打通國際貿易，是當年海權國家的期盼。跟本鄉最相關的即是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五月十五日，沈有容將軍東沙擒倭的功績。
天啟二年（162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艦隊入侵本海域，並上岸汲水補充艦隊之需，崇禎問，值大旱、民飢，上下無策，沿海流民駛往海島，種植稻田、甘薯、大麥，而海商集團嘯聚本海域，從事走私貿易。
這些「海盜」、「倭寇」、「紅毛」，他們互相利用、聯合、分裂、游弋沿海離島，造成居民生活上的不便及政府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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